【名鉴】201404

痴人正是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堪称香港戏剧界的瑰宝。这部由著名编剧杜国威撰写剧本的话剧，讲的是二十世纪初著名粤剧剧作家南海十三郎的生平故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首演至今，该剧在香港已经演出近百场，几乎每场都全院满座。1997年，《南海十三郎》被改编成电影，一举拿下了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剪辑和最佳男主角奖项。

今年，《南海十三郎》再度重演，将舞台搬进香港西九龙的戏棚里。原汁原味的，不仅仅是在正统的粤剧舞台上演出这个讲述当年粤剧剧作家的故事，还有更多穿插在剧中的粤剧元素。比如开场的歌队，就以粤剧中“笃嚓、笃嚓”的节拍，用粤剧的念白来充当说书人的角色，向观众介绍南海十三郎这个人物，并且由此引出后面的故事。

南海十三郎出生在贵族家庭，从小顽劣成性，中学时就因顽皮闹事被逐出学校。在香港大学念书时，又因为迷恋女友而追随至上海，导致学业也没能完成。他性格偏执、内心单纯，自幼对粤剧深深痴迷，二十岁回家后，便加入了粤剧名伶薛觉先创办的觉先声剧团做编剧，撰写的第一部戏《寒江钓雪》一炮走红，势不可挡。事业如日中天、到达顶端的他恃才傲物，外加个人情感问题和时局动荡（抗日战争），所以好景不长。他只身来到香港，只可惜环境已经不同，到了香港后的他，创作的内容与当地商人追求的娱乐性格格不入，对作品品格的坚持也不被世人所了解，加上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导致屡次受挫，终被人当成是疯子，受尽白眼。即便有朋友相助，但他依然露宿于香港街头，由于疯疯癫癫、神智失常而被送入精神病院，晚年四处流浪，最后于1984年在香港青山医院去世。

用话剧的方式去纪念粤剧名剧作家，并不多见。剧中请来正统粤剧演员来扮演当初的名角薛觉先，所以其中几处粤剧唱段让戏迷回味无穷。创作者特意在剧中安排了一段南海十三郎收另一位名剧作家唐涤生为徒的戏码—其实真实生活中，两人并无太多交集，但剧中增加的这个段落，却犹如神来一笔，进一步突出了南海十三郎的恃才傲物，对想要拜师的唐涤生百般刁难，也显示了他的视野开阔，目光长远，洞悉未来艺术未来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扮演南海十三郎的谢君豪和扮演唐涤生的潘璨良均为圈内有名的戏骨，两人出色的演绎让这一桥段成为这部戏中最经典的一部分。

讲的虽然是粤剧剧作家的故事，编剧杜国威在其中也带入了自己的情感，可谓托角言志。因为南海十三郎桀骜不驯的性格，在他的后半生，根本无法融入到新的时代环境中。但是他不愿向媚俗屈服，不愿向利益低头的态度，着实将剧作家的风骨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更是杜国威，甚至于所有剧作家期望自己拥有的风骨。

争强好胜的日本人 《（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

作者:【日】橘玲

译者: 周以量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1月

由日本女作家橘玲撰写的这本《（日本人）：括号里的日本人》最终形成了一个结论：“只有支撑日本战后繁荣的体系毁灭后，从残骸中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

橘玲生于1959年，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就职于金融业。2002年以引起轰动的金融小说《洗钱》出道。她说自己从小就不合群，与日本主流社会有很大隔阂，但是多年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典型的日本人。

所谓典型的日本人，当然是指由公务员、公司职员及其家属组成的日本中产阶层人群。他们相当于日本传统中的武士（及其家属）阶层，是日本主流文化传承者。国际上对“日本人”的研究也大多是以这个阶层为主，所有论及日本人的著作都离不开武士道精神，比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

《菊与刀》指出日本人性格的两极性：爱美又黩武、尚礼又好斗、喜新又顽固、顺从又不驯。这本书在国际上得到很高赞誉，其洞察力是无庸置疑，但并未从根本上解释这种多重矛盾的成因，仅从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和集权主义（这也是日美之间最大的区别）深入地加以探讨。

本书作者橘玲也同意《菊与刀》的观点，并且指出日本是由一个资源匮乏（日本的人口密度仍排名世界第二）的农耕社会发展而来，并且认为这就是等级制和集权主义存在的基础—但我们不妨依据“资源匮乏”而非农耕文明把这种观点再向前推进一步。

资源越匮乏，社会竞争就越激烈。外部竞争催生发达的团队精神，这才是日本的集权主义和等级制的基础—等级制更利于分工协作提高效率。而内部竞争造就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以及事事追求极致状态的完美主义。日本文化的两极性实际上是文化过度发展的结果。两极性存在于所有的文明当中，但只有在各极都发展到极致的情况下，才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对比，才会被作为主题加以探究。

也许是因为身处其中，本书作者并没有对日本社会的竞争氛围作深刻的剖析，她只是意识到日本社会有一种强大的、与众不同的“空气”，生活在这种“空气”中的日本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事事顺大溜。这种“空气”就是由竞争意识形成的集体主义盲从。日本社会残酷的问责制度最能体现主流文化受竞争意识的影响，其残酷性在日本艺术作品中多有体现。

武士时代，一点点失职也会以切腹了断，家族受牵连。现代社会则以撤职、调离、开除、剥夺退休金、逐出社会等形成一个严厉的“清洗”体系。由于日本特殊的薪酬制度（年功序列制以及家属带薪福利），其打击性会波及整个家庭。而且这个体系处于法律管辖之外，发生冤案也无处申诉。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去年热播的电视剧《半泽直树》。

本书也以福岛核电站事故和刺杀皇太子事件探讨这种问责制度使“无限责任”最终变成“无人负责”的社会怪相，这也是日本政坛“权力中空”的原因。从这种“权力中空”中，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政治人物在事务处理方面的欺软怕硬、出尔反尔、死不认账的典型特征。

革新对日本人来说就是关于“武士道精神”的博弈—既保留其强劲的竞争机制，又培养民众的个人独立意识，既保持民族的团结自强精神又避免整个民族陷入二战和泡沫经济这种会导致灾难的狂热，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本书后两部分反思全球化和民主主义乌托邦思想对日本社会的冲击，并且对民族革新前景的展望，对中国具有很多借鉴意义。

对大家都好  《醉乡民谣》

导演：乔尔·科恩 / 伊桑·科恩

主演：奥斯卡·伊萨克 / 凯瑞·穆里根

在中国，一个喜欢喝咖啡的年轻人会立马被定义为“小资”。可在越南，街边老头都喝黑咖啡，那他就是“老资”？开放的时代，过量的信息反倒带来更保守的意见，媒体舆论实际上也没有变得更加开放跟包容。网络上，多数人喜欢评价乃至于审判别人，而全民化的反智反权威被强化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恐怖地步。

譬如，这是一个谁都可以尽情挤兑、疯狂开涮甚至直接否认文艺青年的时代—以及前面说的“小资”。可实际上，这些自食其力，不偷不抢偶尔有幻想的年轻人，到底哪里危害了社会？显然没有。比起那些大奸大恶之徒，沉默且麻木的大多数，这些被视为不务正业的家伙，至少还想去改变生活，哪怕用尽他们的天真，只能完成一点点。

在这样一个功利时代，看到科恩兄弟的《醉乡民谣》，真是他好我也好—对大家都好。挤兑文艺青年的，可以继续搜罗罪证，助长戾气；而文艺青年也可以看尽自嘲，解气。反正五十年前的纽约文青，无家可归，无处实现梦想，看起来也都一个样。

中间或有争吵唠叨，但多数时候，这部电影显得很轻很安静，像黄狸猫爬过窗台，像大雪落满了公路，像黑暗中投来的一束光。有人说，看《醉乡民谣》，竖着耳朵听就是。我的感觉稍有不同。音乐起时，喜欢民谣的固然可以如痴如醉，对我来说，电影却进入了一个“无声的空间”，所有周围纷扰、喧哗嘈杂和无休止争吵全都消失了。如果这也是一部关于谜、关乎寻找自己的电影，那么，只有在这些篇章，我才找到了勒维恩·戴维斯。他是如此真实，如此热爱民谣。

有人会期待鲍勃·迪伦的出场，就像看叶问的故事，会等着李小龙出来过过场。实际上，我对这个原型人物和真实故事并不在意。有人会成为鲍勃·迪伦，在鲍勃·迪伦背后，则有一百个失败的鲍勃·迪伦。也许多数人都没有鲍勃·迪伦的天分，但没有天分就不能出来混？恐怕也不是。

最后，他终于决定放下什么了。也许他真的放下了，也许他没有放下，但这就是勒维恩·戴维斯的故事。你可以认为，他有些像女汉子们声讨的渣男，兴许还是段子手或者EX是极品眼中的烂人，但这位戴维斯，他至少没有一无是处到人人喊打的境况。感情生活上的混乱，并不代表他就应该被拖出去处决。这不是中世纪，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仅此而已。你可以不认同，可以反对，但你完全不需要去审判他。类似案例，有如最近重新被翻炒的伍迪·艾伦事件，大众可以消费一切话题，哪怕是这种与自身生活全然无关的八卦绯闻。只不过，就像一个朋友说的，你连自家表哥跟隔壁老王的性情都搞不清楚，更知道无法去评价或干涉，那么，一个拍电影的小老头，他到底是怎么个“人人得而诛之”了

有人认为，科恩兄弟对这段民谣时代有过度美化，就像那无处不在的柔光，清冷的影像调子。我不这么认为，以片中对主人公的反映，实际上把他可怜又可恨的一面，暴露无遗，甚至有些不留情面。首尾呼应的后巷被揍，更让电影有了一种黑色幽默的错觉，同时也真实反映了文艺青年的人生循环。梦想如泡沫幻影，但梦想又随时会死灰复燃。

如果你是与周围人不同的少数，那么，《醉乡民谣》会带给你安慰，因为再坏也不过如此，众叛亲离。而即便如此，谁都不能剥夺他人做梦和追寻理想的权利。国人总害怕成为异见少数，而争先成为多数，在工作和情感上寻找安全感，给人生上足保险。可事实上，这种保险和安全感是空头支票，只不过多了自我安慰的种种借口。于是，他们变相地排挤和批判少数，比如把矛头对准了毫无反抗和反击机会的文艺青年。巧妙的是，《醉乡民谣》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因为你实在无法想象，勒维恩·戴维斯除了挨揍的份儿，还能干出点什么歹事

用艺术追逐平和的心境 杉本博司作品回顾展

日本著名艺术家、摄影师杉本博司(Hiroshi Sugimoto)的作品回顾展览，日前在韩国最有名的美术馆三星美术馆展出。

三星美术馆，顾名思义是韩国三星集团旗下的一座私人美术馆。据说，三星的女主人洪罗喜热爱艺术，男主人就投钱给她收藏艺术品，于2004年建成三星美术馆，洪担任馆长—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也屡见不鲜，比如恒大的老总许家印就为心仪艺术的太太开了一家艺术品投资公司，曾经天价拍下某些中国画家（诸如周彦生）的作品。但恒大的艺术品事业远远不如足球的水准。同样砸钱在艺术事业上的三星集团显然更具独到的眼光。美术评论家金达滇就曾用“她直接影响到艺术品收藏界和整个韩国艺术市场”的高度好评来形容洪的影响力。

三星美术馆位于前驻韩美军基地“梨泰院”区域附近，一块面积不大的山坡上。目前，日本艺术家杉本博司的摄影展正在美术馆的现代常设展馆中展出。杉本博司被誉为日本当代艺术近40年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以其摄影作品展现出的深刻哲学意义以及自身精湛的拍摄技巧被誉为当代摄影大师。这是杉本博司第一次在韩国办展览，作品涵盖1970年代至今众多著名摄影作品、装置作品以及视频资料。

展览难能可贵的是带来了杉本博司的最新系列作品—《闪电原野》。在这组作品中杉本博司并未使用照相机，而是在暗房里将未曝光的胶片放到预先设计好的、能够产生不同电压电流的设备上，以创造出特殊的效果，寄托了杉本博司对科学研究和实验的热情。

杉本博司的作品序列众多，《纽约自然博物馆》、《海景》、《剧院》等也在三星美术馆展出。杉本博司的作品是令人困惑的。例如他的《海景》系列，取景于世界各地的海洋，画面没有人们惯常所熟悉的惊涛骇浪，杉本博司刻意地将画面简化到只有一条简单的天际线。

这样的处理方法，与杉本博司的经历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杉本博司前往美国学习艺术，当时正是“极简主义”在美国艺术界大行其道的时期。喜欢对人生终极问题发问的杉本博司很快发现，这种极简主义的艺术形式与自己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创作理念存在相同点—中国宋代画家马远笔下的流水，也曾给予他宝贵的灵感。在这样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不难理解《海景》创作意图—这样的大海，包含了他个人对世界最初的记忆，人类祖先在面对可畏的自然时最原始的共同记忆。

除了摄影师的身份外，杉本博司近年来进行了多种领域的创作，包括空间、建筑设计、能舞台设计、文乐演出等。展览现场有一系列玻璃球佛塔装置作品，深受观众欢迎。他在展厅某条长廊设计了玻璃球阵列，每隔几米就出现五个造型不同、叠在一起，带有佛塔造型的玻璃球。玻璃球竖立在地，因其透明性，观众靠近便能看见自己的身影。好玩的是，因为玻璃的反射弧度不同，你能在某块玻璃上看见自己或他人的全身，另一块则看见自己脸部某个器官。

在如今这个图片泛滥的时代，现代摄影作品通过数字化操作已很难分清是真是虚，杉本博司感慨自己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然而，我们却能从他的摄影作品中看到人类生活的真实感以及超越年龄、地域的精神内涵：脱离社会的喧嚣，追逐平和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