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边缘的国际化

经过四届的磨练,深港双年展已成为中国当代建筑圈的“春晚”,每逢开幕,各路知名建筑师们总要相聚深圳,推杯换盏一番。这一届的开幕式定在2013年12月6日,原浮法玻璃厂(即A馆)内 ,荷兰音乐家Allard van Hoorn与香港 “多空间”舞蹈团体的主题舞蹈“ 拉开了此次双年展的序幕。这一届双年展远没有往年热闹,像王澍、张永和、张雷、刘家琨、齐欣、柳亦春、吴刚、朱小地等等这批实验建筑师圈子的中坚力量都没有出席。现场只见到深圳本地的刘晓都、刘珩等。相反,这次“春晚”开幕现场的气势,完全被比利时王国玛蒂尔德王后占据,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者与策展人则令你恍若置身于国外的双年展中。

边缘的国际化

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

地点 :深圳,蛇口浮法玻璃厂

人物 :奥雷·伯曼、李翔宁、杰夫里·约翰逊、比利时王国玛蒂尔德王后、马岩松等

国家(地区)馆开幕活动 (本刊资料库/图)

2014年2月28日,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在深圳蛇口举行闭幕活动。至此,这场跨越2013与2014,为期三个月的“城市思考”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经过四届的磨练,深港双年展已成为中国当代建筑圈的“春晚”,每逢开幕,各路知名建筑师们总要相聚深圳,推杯换盏一番。这一届的开幕式定在2013年12月6日,原浮法玻璃厂(即A馆)内 ,荷兰音乐家Allard van Hoorn与香港 “多空间”舞蹈团体的主题舞蹈“ 拉开了此次双年展的序幕。这一届双年展远没有往年热闹,像王澍、张永和、张雷、刘家琨、齐欣、柳亦春、吴刚、朱小地等等这批实验建筑师圈子的中坚力量都没有出席。现场只见到深圳本地的刘晓都、刘珩等。相反,这次“春晚”开幕现场的气势,完全被比利时王国玛蒂尔德王后占据,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者与策展人则令你恍若置身于国外的双年展中。

作为深港城市文化品牌营销地最重要的一张牌,深圳每两年都要往深港双年展里砸进上千万资金。从张永和的“城市开门”,马清运的“城市再生”、欧宁的欢乐全民总动员的双年展,再到泰伦斯带来的国际化专业化的双年展,这一代表深圳城市形象的双年展在数年发展中,不仅扩展了城市影响力,同时,从华侨城到深圳市民中心,再到今年的蛇口,深港双年展早已作为深圳城市发展的冲锋号,捂热了一块又一块地皮。此次,双年展整体移师位于城市边缘的蛇口地区,直接展现出了深圳市政府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新策略与意图,而“城市边缘”亦被嫁接为此次双年展的主题。

“精英化”的策展模式虽然令深港双年展每年都大腕云集,但却遭到业内外的质疑,认为本应与公众互动的双年展变成了“概念化与精英小圈子的自我陶醉”。面对这种质疑,深港双年展组委会今年首次选择了双策展人的模式,一个是来自国际的奥雷·伯曼(Ole Bouman)团队,一个来自本土的李翔宁+杰夫里·约翰逊(Jeffrey Johnson)团队,组委会希望两组策展人能起到互补的效果。

奥雷·伯曼来自荷兰,是荷兰建筑师协会总监,曾任独立建筑学术杂志—《体量》(Volume)的总编,其间他将杂志发挥到极致,并寻找建筑在社会的新角色。他在这次双年展公众场合下的表现近乎外交风度,几乎与所有的问题都滴水不沾。但在双年展的出资方来说,奥雷无疑是名合格的策展人,他不再玩那些拐弯抹角的学术游戏,而是直接将所有精力都用来激活空间。其实,在最初探讨将双年展放置在蛇口时,最早的展场只有废弃的码头仓库,而后来策展团队看到玻璃厂时,被这里的阳刚力量震撼了,决定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快速整理利用,使它成为主展馆,而用奥雷·伯曼的话来说,这个工厂不仅是展出的背景,而且是展出的前景,是最大的展品。

精明的奥雷私下里一直称自己为“Director”(总监),而不是“Curator”(策展人),在他看来,在短时间内将这座古老的工业遗迹改造好才是他这次的首要任务,而他也选择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方法来完成这项策展任务。由于项目经费和时间都很有限,奥雷没有大张旗鼓地搞国际招投标,把顶级的设计师请来做一轮又一轮竞赛,而是麻利地拉来了一大拨并不那么出名的海外建筑师,加上几名深圳和广州的本土建筑师,搞了个名为“国际配对工作坊”的“头脑风暴”。25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个中国建筑事务所(分别是刘珩的南沙原创、陈泽涛的坊城建筑以及何健翔与蒋滢的源计划)参与,他们凑在了一起5天的时间,经过考察讨论,形成了改造的初步方案后,由三组本土事务所接手,将后续设计工作完成。

国家(地区)馆开幕活动,红衣女士为比利时王国玛蒂尔德王后 (本刊资料库/图)

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小型研讨会,右一为策展人奥雷 (本刊资料库/图)

为了延展展场的后续开发需求,奥雷将“价值工厂”模式植入了浮法玻璃厂内,他认为“价值工厂”就是一个品牌,在双年展期间为未来价值投资。“价值工厂”里的每一个合作伙伴就好像一个生产项目组,在这三个月里持续创造产品,参与的包括V&A(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纽约现代博物馆、贝尔拉格研究中心、《Volume》杂志等各类背景的专业机构。奥雷希望,“价值工厂”可以在未来延续与这些双年展合作伙伴的合作,将展览期间的临时学院变成长期学院—使“价值工厂”仍是一个工厂。

相对而言,李翔宁+杰夫里·约翰逊(Jeffrey Johnson)团队合作完成的“文献仓库”就没有A馆那么大场面,近百个参展项目就跟挤着公交一样堆在大约4000平米左右的B馆中。B馆位于蛇口客运码头前广场,原来是个客运码头旧仓库,组委会只是简单地将仓库周围架起了一些隔断,而这里的大多参展项目都是关于“边缘”、“边界”的种种文献案例。不过,B馆还引入了国家馆的模式,包括英国、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美国、瑞典、比利时、意大利及中国九个国家馆。而比利时王后就是为了比利时馆才出席开幕活动,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届双城双年展,比利时设立了国家馆,并有20位比利时的建筑设计师参展。希望通过双城双年展的活动进一步促进比利时与深圳的交流与合作。王后的言下之意不言而喻,而这亦也代表着大多参与此次双年展的国际参展人的心声,希望投身于深圳抑或是中国的建设大潮中。

入夜,浮法玻璃厂被刻意安排的射灯从下方照亮,整个厂区在迷蒙的夜色中透露着一种破败的工业辉煌感。但在这样的展后派对中,几乎难觅本土建筑师的身影,冷餐会里倒是看见了马岩松,而他也只是与几名年轻的国外朋友低调地聊着天。偌大的A馆户外场地与餐厅充斥着各种口音的英语,伴随着超high的现场电子音乐,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人在深圳开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热闹Party。

 

逆水敢行舟

书店与城市文化国际论坛

地点 :广州,方所

人物 :镰田崇裕、水野诚一、刘苏里、帕特里克·尼尔、钟芳玲、廖美立

毛继鸿、水野诚一、镰田崇裕、帕特里克·尼尔(从左至右) (本刊资料库/图)

“书店给了现代城市梦想的空间,我把它叫做知识分子的天堂。不管这个书店是大是小,一定有它的灵魂。实际上开书店的人和做书店的人,正是这个天堂、这个灵魂的守护者。”方所创办人毛继鸿用这一席话,为“书店与城市文化国际论坛”拉开帷幕。

聊书店与城市文化,书店主自然是论坛的主角。像毛继鸿这样“半路出家”的书店人这次来了不少。首先是曾任日本西武百货店社长的水野诚一。他曾在1995年当选日本众议员,如今是森大厦株式会社特别顾问、BALS株式会社以及ORICON株式会社等机构的外部董事。水野的头衔还包括日本设计机构理事长、日本文化设计论坛理事长、Diamond Design Management Network机构制片人—这足见他和设计界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些设计机构在他的领导下举办的一系列活动,正是旨在向大众输出广义的设计理念。

这显然与毛继鸿的理念不谋而合。事实上,毛继鸿和水野诚一的合作,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作为中国品牌例外的打造者,毛继鸿近年来大胆尝试和日本设计师的合作,山本耀司便为他的新品牌YNOT担任艺术指导。虽然毛继鸿和水野诚一的合作项目暂时不得而知,但水野的加盟,也可视作是毛继鸿向日本设计界挺进的又一步棋。

之所以被邀请到这个论坛上,不仅仅是因为和毛继鸿有设计层面的合作,更是因为早在上世纪70年代百货业兴起之际,水野诚一就在西武百货里做了许多创新之举,其中包括把百货与设计和大型书店结合的尝试。“百货顾名思义应有尽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希望所有商品都可以进入百货,包括书店的引进。”水野尝试着在百货的独立书店中分门别类地摆放书籍,这一个理念同时改变了传统百货和传统书店的面貌,也为后来茑屋书店的创办埋下伏笔。

用水野的话说,镰田崇裕是“在西武百货公司的独立书店中不断吸收知识成长起来的一位老板”,他曾任日本代官山茑屋书店馆长,现任茑屋书店所属集团Culture Convenience Club Co., Ltd的执行董事。在镰田的邀请下,水野加入了代官山茑屋书店的创办和建设中。代官山茑屋书店是一个多功能的公共文化美学空间,集合了书籍、电影、音乐、文具、咖啡和Lounge,曾被美国网站Flavorwire.com 评为世界最美的20 家书店之一。这里举办过蔬果集市、茶道活动,甚至还有古董车大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举办讲座的人物均大有来头,比如小野洋子、坂本龙一。

与方所一样,茑屋书店致力于将书店变成多功能的公共文化美学空间。在人们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越来越高的今天,单纯卖书无法满足客户需求。因此,将书店定位于提供生活美学的所在,成为现代书店逆水而上的其中一种有效方式。配合书店的运营,各种活动和服务也应运而生,书店由此找到持续盈利的可能。同样的案例还有担任英国图书经销商联盟主席的帕特里克·尼尔和妻子创办的“贾菲与尼尔”书店—在传统书店的基础上,“贾菲与尼尔”配置有咖啡馆、迷你区和艺术空间,同时举办许多活动。2007年,这家书店赢得英国最佳独立书店大奖。

同是独立书店的创办人,比起毛继鸿的跨界,万圣书园的创办人刘苏里似乎更加学术化。作为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万圣书园在北京乃至中国的文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二十年前,在刘苏里筹备独立书店的时候,面前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循。在他盲人摸象的过程中,是钟芳玲的《书店风景》使他对书店的雏形有了清晰的概念。

北京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 (本刊资料库/图)

走遍国内外书店的钟芳玲,是“一个以读书、编书、买书、卖书、藏书、玩书与写书为工作和志趣的女书人”。她的“书话三部曲”《书店风景》、《书天堂》、《书店传奇》不仅是大众认识书店的最佳窗口,更是指导像刘苏里一样的独立书店人打造灵魂天堂的教科书。同样以书店行业为志趣的方所总顾问、行人文化实验室董事长廖美立和钟芳玲是多年好友,于是,这次论坛上也有了这位“书店大使”的声音。近些年,钟芳玲将眼光投向了跨业组合的书店模式,由设计师毛继鸿主导的方所,也成为了她的一个研究对象。除了方所,钟芳玲对广州的书店也颇有研究。带她走遍大大小小书店的是学而优书店的创办人陈定方。论坛当天,陈定方也突然出现在台下,成为这场论坛的特别观众之一。除了文化人,当天来到现场的观众,还有不少是来自艺术圈、设计圈的专业人士。

关注书店文化的作家钟芳玲 (本刊资料库/图)

如毛继鸿所说,参加这次论坛的嘉宾,都是“知识灵魂的守护者”。除了书店主,许多文化人也表现出了对独立书店这一话题的关注。近年来,和内地的文化交流越发频繁的台湾作家杨照,是贯穿这次论坛全场的主持人。杨照不仅仅是台湾最有名的文化人之一,同时也是专业的媒体人,十多年前还在台湾担任过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因此,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点评文学、针砭时政,能重新解读传统名著,也能给当代文化号脉,还能聊音乐聊八卦这样一个多面手,也无怪乎廖美立在论坛上说,能在这种国际性文化论坛中担任主持的,除了杨照之外再无二选。

身份多元的嘉宾,层出不穷的话题,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都意味着这场论坛在当下的必要性。短短两天的论坛,不仅仅是听书店人讲述书店背后的故事,更是听一帮怀抱热情的创业者,在城市空间这个大概念下,探索各种文化形态在几乎完全被网络冲垮的时代,如何生存发展、如何逆水行舟的机会。

 

民国旧梦

当我们在谈论民国的时候,我们在梦想什么?

地点:北京,亲星出版社十层阳光咖啡厅

人物:智效民、丁东、张鸣、马勇

近年来,一阵接一阵的“民国风”席卷出版界和文化界,关于民国的各种话题也被抛向大众。早在三年前,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举办了“这就是民国”圆桌论坛,出席的嘉宾来自各个文化界的领域—台湾作家张大春、画家陈丹青、导演贾樟柯、学者钱理群和张鸣。同年,理想国年度沙龙主题论坛上又开始了“民国是历史还是现实”的探讨,除了张鸣、陈丹青这些“民国”常客,加入讨论的还有梁文道、小宝、杨照、杨奎松、马世芳等人。

当我们谈论民国的时候,我们在梦想什么? (本刊资料库/图)

今年,新星出版社也接过“民国”潮的旗帜,而智效民便是这第一场“民国秀”的主角。智效民的父亲是民国精英,二十多岁便当了少将。解放后,智父作为民主人士,是“统战对象”,但智效民仍因父亲的缘故被大学剥夺了录取资格。恢复高考后他上了大专,调入山西社会科学院时已经四十多岁,五十岁上下才开始研究民国。后出版了《胡适与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长袍与牢骚》等书,引起业内的关注。阴错阳差赶上了“民国热”,智效民说,希望读者能从他的民国研究中得到他绕了一大圈才获得的成果。

智效民的新书《民国旧梦》回顾了蒋廷黻、胡适、傅斯年、张学良、盛世才等民国时期政学两界人物的梦想、作为和言论,虽然是重温旧梦,但他同样携带了当下国人的梦想和困境。新书讨论会的参与者还有几位对民国研究颇深的嘉宾:马勇是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丁东是文史学者,近年来主要从事国史及民间思想史研究。更为人所知的“民国粉”是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这些年,几乎所有关于“民国”的讲座活动,都有这位教授的身影。他们与智效民一样,都认为若不站在重建“新梦”的立场上,则“旧梦”没有意义。

     

 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智效民(本刊资料库/图)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 (本刊资料库/图)

民国经受内乱和战争,国人对它的看法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智效民说自己早年认为民国是“地狱”,后来看了很多材料,才推翻自己的观点。同样转变看法的还有出版界,近几年兴起了一股“民国热”,介绍民国风情、人物的书籍大量涌现。智效民认为那个时代“君子不党、个人自由”是今人怀念民国的重要的原因。

“历史不是翻烙饼,翻完一面翻另一面”,张鸣说。对民国评价的两极转变,让历史本身更加面目不清。马勇也认为,我们在谈论民国的时候,并没有搞清楚到底谈论的是哪个民国。他指出“民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概念,包含不同的时间段,比如湖北军政府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袁世凯时期、蒋介石政府时期等等,每个时期都不一样。尽管分不清楚,褒奖却是共通的,“人们之所以现在说民国好,是因为之前把民国说得太坏了”,马勇说。

学者们在普遍意义上的“民国精神”上达成了一个共识:至少在民国时期,仍有个人主义的自由之梦。“民国到处都是战乱,能有的就是一点点自由,是属于自己的荒唐梦”,张鸣说。

读者提问环节时,一位读者引用钱学森的话问:“为何中国民国时代大师频出,但建国之后再也没有培养出大师?”这个问题果然触动了各位学者的神经。马勇提到,可能的原因在于我们把“梦”规范掉了,只允许统一的内容存在。丁东认可他的说法,“不要每个人都做一样的梦”,大师固然是梦,小贩也同样是梦,不包容多样梦想的环境,很难出“大师”。张鸣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师”乃个人主义之梦,而我们时代的“新梦”是国家之梦。

“如果没有个人主义之梦,没有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是不可能实现梦想的”,张鸣在讨论中总结道。智效民把坎坷一生的感悟都融进一句话:“社会要想和文明接轨,关键在于国民每个人要有独立的人格,这样国家才会有希望。”谈论了一下午的“梦想”,新梦和旧梦齐飞,自己也写了一本关于梦想的书,智效民却第一次谈到“梦境”。“梦想”常借身于“梦境”,变成自己反面的东西。智效民说:“我个人的梦想就是早点从梦境中摆脱出来、醒过来,看看现在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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