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余世存 “退场”式的自由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的这句话时常挂在余世存的嘴边。年过不惑，他却坦言自己还有惑、有忧、有惧。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他终究是坐了几年的冷板凳。但这没有让他失落，反而让他倍感幸运。

余世存 诗人、学者。曾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

那时候，余世存还住在北京的芍药居。一天，门铃响了。他推开门，发现是楼下的邻居。小两口想从他家阳台绕路，给自己家的南窗口安装护栏。

护栏装好后不久，邻居的母亲却从北阳台跳楼了—老人是不久前小两口刚接到北京的，本打算年纪大了在孩子家享享清福，没想到却一时想不开，寻了死。

这件事对余世存的触动很大。“老无所依”，这四个字让他突然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实际上，北京城里这样的老人不下几十万—语言不通，没有朋友，儿女忙于工作，也无暇多和他们说几句话，比“蹲移民监者更难受”。

其实早在《非常道》出版后，余世存就开始考虑，是否能够从家族记忆中寻求解决当代人困境的途径。为此，他还跟好友野夫开了个“小会”，讨论的结果是，“家族这个题材值得挖掘”。老太太跳楼这件事，让余世存突然感觉到写作的迫切。“我觉得是时候把我的一些想法跟读者分享了。”

不久后，有编辑找到余世存，约他开个专栏，写写中国人的君子之风。余世存想了想，提议道，“不如就先写家世、家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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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

从家训、家世中学习人生哲理的做法古已有之。虽然当代社会中，确实很少见到具有家国天下思想的家族，但余世存深信，随着家族成员在本地生活参与程度的提高，家国天下的情怀仍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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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余世存赶赴各地宣传、演讲、签售，为的就是向更多人推荐《家世》这本新书。

家族的辉煌和荣光，在他书中多次提到。寻找家族的脉络和精神，在余世存看来，是在当下的物欲社会，安顿个人的一种方式。“追寻家族传统，可以使人获得自我意识，获得立身处世的自豪，这种自豪不一定是家族成员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做出了多大的成就，而是通过生命的传承感获得的。”

书里写了许多中国的名门望族，像是蒋介石的家族、卢作孚的家族、南怀瑾的家族、黄兴的家族……除此之外，老外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被列入书中。除了这些名人之家，他也梳理了凡常人的家族传承，如他的朋友蔡文彬、杨志鹏。

在《家世》最后，他单开一章，讲起了余家的故事。“我们家比较本分，不做出格的事，负面的是家庭的共同特点是比较懒散，而且做事没有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曾困惑了我很长时间。当然现在来想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正面和负面的东西转化成人生往前走的一份滋养。”

余世存的父亲十来岁时失去双亲，跟唯一的妹妹分开，流浪到随州郊区的枣树湾给人做长工。按着辈分，父亲给余世存起了一个很“正统”的名字。余世存童年的日子过得很苦，饥饿感一直伴随着他的记忆。余世存的家乡在湖北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乡”。他居住的村子叫擂鼓墩村，是穷乡僻壤。“我到北京读书工作多年，虽然说的是普通话，但做梦的时候，自己总是一口随州方言。”如果说随州影响了自己，余世存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世界的持久的好奇”，“这种好奇心支撑我闯荡了半辈子，直到今天仍在精神世界里开疆拓土”。

余世存写过许多书，但写《家世》的感觉却大不一样。“要放弃自己的成见，进入到一个个家庭内部去观察他们。”不能说做得绝对客观，但他知道绝对不能主观。写名门望族的时候，还能清醒看待，待他写到自己家，却很难遏制自己字里行间的感性。“想到我的家人，心里就有一种愧疚感。我从家庭中汲取了太多的资源，成就了自己，苦了家人。”余世存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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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在云南生活的经历，让余世存短暂地从人生的一个战场中退出。后来，他把几年间的领悟化为文字，在俗世中重新上场。对于能够在这个浮华的时代坐了几年的冷板凳，他感到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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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曾在体制内做得相当不错。他做过中学教师，开过家政公司，研究过房地产，在国家土地局《中国土地》杂志任副主编，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做执行主编。体制内的生活给了他优越的物质条件，但他最终都放弃了，选择成为一个体制外的自由人。“从熟悉体制到厌倦体制，这是自然的；我想大部分人也会有这种心理。我把这一心理放大，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得解决它。”

他辞去公职，开始写作。混得“每况愈下”的时候，余世存的父母特地从老家赶到北京，问他为什么一个北大的，毕业多年，不搞政治，也不挣钱，图什么。余世存便和父母讲起文化人的追求，讲起“铁棒磨成针”、“床前明月光”的李白，讲起念诗给老婆婆听的白居易，直到父母放下心来。

话虽这么说，但逃离体制后的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气。那些年，他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上说，“生理上的疼痛，生存的饥饿感，对我来说，还不是主要的。重要的还在于，在我们的生活中，精神上的寂寞孤独也是相当恐怖的。由于际遇，由于性情，如今的我已经把个人锻造得异常尖利，不能和光同尘。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但也因此我‘徘徊于明暗之间’，不属于光明，也不属于黑暗。我不属于体制，也未必与反体制的体制同路。”

好在，大体说来，余世存过的还是一个知识人的生活。除了读书写书，生活极为简单。冷板凳一旦坐上，他倒不太愿意下来了。要说不习惯，不是物质条件上的匮乏，而是对交往边界模糊的无奈。“经常有人要见面，要聚一聚，我若要答应，一周七天我会天天应酬，苦不堪言。”这种中国式的生活经常让余世存产生逃离的想法。每每这种时刻，余世存就遗憾自己的才华不够，不能像塞林格那样，写一本小说就可以离开社会，过隐居生活。“当然，这也是各人的使命不同。对我来说，这种中国生活也许就是一种考验。能否从中修行，是否能成正果，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性和努力。”

写《非常道》的时候，正是余世存坐在冷板凳上的数年。他在书里说：“无数个炎炎夏日，我坐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静静地流泪。”

冷板凳上的孤独，换来的却是一夜之间的名声大噪。轰动中，他却悄然淡出，栖身于云南大理。在这里，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余世存坦言，读书、养病、避开都市的热闹，那段生活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转折。“既有巨大的灾难也有巨大的收获，而且收益要大得多，足够我受惠一生。读书读出了感觉，回归了乡村自然，并再度发现了文化中国。”

他把去云南生活，当成一次人生的“退场”。“这一退场以及后来的重出或上场，很像人类文明史上的‘流亡、受难、远游、探险、凯旋、救赎’一类的英雄成长主题。”余世存说，自己并没有成为英雄，但这一退场中的个人收益，使他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正义可能。在他看来，自罗尔斯等人的正义观影响人们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时代的正义仍是极为缺失的。他从自己的角度，找到了推进正义的思路或言路。他计划也写一本《正义论》，里头会说说“正义”，也会聊聊“退场”—人要懂得适时退场，不要总是占据历史舞台，要给年轻人空间。

余世存最赞赏安·兰德的一句话，“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的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他说起一个北京知名媒体的记者。两人谈及云南的那段生活，这个记者羡慕不已。“我说这不需要羡慕，你也可以走，随时都可以走。”他恍然大悟，立马停职，去武当山过了一年的隐居生活。一年后，待再度回到北京，这位记者自在而自信，早已不是一年前的苦闷模样。“放弃好的物质条件，做一个自由人，能够获得一个人的丰富性。”余世存说。

这个春节，余世存又回到了大理。“云南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地方”，他计划着往后每年都来这么一次回归心灵的“旅程”—从都市的热闹中逃离，过一段“退场”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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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

有评论家觉得，近年来余世存有了很大的转变，从鲁迅式的激越变得有点胡适式的温和。这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写作上，同时也体现在他的个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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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年来醉心于传统文化的秩序与重建，但余世存并不是对当下社会流行完全无知的“无趣”之人。恰恰相反，生活中的他看韩剧，追美剧，《老友记》、《绝望的主妇》这样的经典是他的“菜”，“比较推崇《罗马》，可惜后来烂尾了。”

他甚至在追看那部火遍全亚洲的《来自星星的你》。有趣的是，年轻人在剧中找到了白富美和高富帅，余世存却在这部穿越剧里找到了《易经》的深意。“该剧有很好的易经思维：一个受伤的四百多岁的外星人，拥有和女主角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这个韩国的编剧有一个意识，也是现在东方人在提倡的观念，就是人的自主性、独立性。这是以前的中国人很少意识到的。都敏俊用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人的角度表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你的另外一半或者你周围的人都当做是独立星球上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充分的去探测他、了解他，而且去成全他。”

生活中，《易经》仍是他念念不忘的话题。无论是演讲中与听众的互动，还是更为私密的饭局上，对于那些投缘的人，他不吝于为对方算上一卦。“你为人包容性强”，他这样评价一位中年文人；“你的后半生事业很好，为人独立性强，能照顾很多人”，对一位奋斗中的年轻女子，他也给予了鼓励。

很多文化人在台前和幕后的表现反差极大。有人台上正襟危坐，台下生动幽默；有的台前侃侃而谈，台下一言不发。体制内的严谨和体制外的自由带给余世存的特质，是无论身处何方，总能保持自己的敦和之风：对媒体礼貌，对朋友热情，对合作方周到，举手投足间照顾着对方的情绪。摄影师拍照时，他尽力配合，几十分钟下来，毫无懈怠—虽然头一天，他乘火车出行，匆忙一天的工作之后只睡了一小会儿。

有评论家觉得，近年来余世存有了很大的转变，从鲁迅式的激越变得有点胡适式的温和。这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写作上，同时也体现在他的个性上。

大学演讲、互动，书店演讲、签售，尽管行程被排得满满当当，午间短短的一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他还是如约去探访一位北漂后回归故乡的诗人朋友开的小店，和一桌子几乎不认识的慕名而来的宾客相谈甚欢。看着是个相当亲和的人，但余世存对自己的评价却略微有些差距，“虽然这几年也遇到了生存的压力、情感的压力，我应对得也极为笨拙，差强人意，甚至伤害了亲人朋友，但总的来说，亲友对我的厚爱使我熬过来了。”这个过程，他用“从零起步”来形容。

“最终，我们就是我们行为的总和。品德是无法伪造的，也无法像衣服一样随兴地穿上或脱下来丢在一旁。就像木头纹路源自树木的中心，品德的成长与发育也需要时间和滋养。也因此，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自身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毫不留情地决定我们的命运。我相信这就是人生的最高逻辑和法则。”在《家世》第一章宋氏家族的篇末，余世存借宋美龄那篇优美的英文《行为决定命运》这样写道。这个感悟，或许也正是余世存对自己的期许。

[对话余世存]

我们也是类人孩

记者：你曾寄望《家世》能为当代人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秩序。那你如今找到了吗？

余世存：勾勒家世本身，就确立了历史秩序和人生秩序，同时我还留下了很多线索供读者参详。如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鲁迅和胡适，说明中国文化中的相反相成；如“一人有余顾一家，一家有余顾一族”等家风家教，说明人在社会上的责任和义务……我认为，只要对生命诚实，我们就明白自己跟这个世界有深刻的联系，只不过，每个人会把这种联系表达得不同，有的表达得动人，有的表达得优雅，有的表达得良善……

记者：大学时您就开始读哲学，哲学中是否真的能寻找到让人安身立命的答案？

余世存：是的，哲学既能训练头脑，也能抚慰心灵。就像大众在信佛信基督教中安身立命一样，我们在哲学中能够适得其所。我崇尚的哲人很多，老子、孔子、苏格拉底，都很喜欢。当然，最愿意讨教的大概是佛陀。

记者：以后的写作会不会试图去迎合读者？

余世存：我没有想去迎合读者。曾有出版商跟我谈过写畅销书的事，我都拒绝了。生计极为困难的时候，有人劝我写时文、编电视剧，我也是颇有自知之明地拒绝了。我相信我的阅读思考并不是孤立的，我的研读心得也一定有读者。这几年研究 《易经》，周围人包括知识界不理解的居多，朋友们完全不懂我何以“走火入魔”，但我在跟身边人的实证中意识到《易经》思维的重要性，我希望自己能够把易经的精神传递给大家。我给自己的《易经》作品拟的一句宣传语就是：经过两千年的蒙尘，人民，你们的《易经》在此还给了你们。

记者：中国知识分子最可悲的地方是什么？

余世存：我自己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我们确实有很多可悲之处。最可悲的是，我们没有独立起来。傍商傍官，或成为商家、成为官家，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生活；用我的话，我们也是类人孩，不得不在市场或官威中做好孩子甚至做乖孙子，不得不甚至自愿地去做官家或商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