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的拍摄跨度，串起了被拐卖妇女的救赎、艾滋病患者的生存、原生家庭的创伤。 现在，原生家庭成了一个热词，但在周俊森看来，并不是80后、90后、00后更脆弱，比上几代人更喜欢控诉家庭带来的伤害，伤害和秘密一直都存在，只是在过去，人们羞于启齿。

“社会上不是不存在帮助他们走出创伤的工具，但个人的经验和认知的屏障，决定了他能否走出原生家庭的创伤。”

曹阳觉得，需要改变的是原生家庭，而非自己，继而找到了不向前走的理由。发现可以向前走改变生活时，大把时间已被浪费。 吴寒霜认定，如果外人无法理解她被父亲猥亵的痛苦，她就难以与此人打交道。大多数男性被排除在社交圈之外。 冯海同不断缩回狭小的壳中，也拒绝做父亲。他不愿将伤害传递给下一代，让孩子再走一遍他的来时路。 曾经时髦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如今正遭遇新一轮反思。心理学者们提出，不断怨恨“父母皆祸害”的人，反而困住了自己。

理解，不代表肯定父母造成的伤害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成长到有力量去面对创伤，比曾经爱且伤害自己的父母更好地去表达爱。若停留在对至亲的怨恨中，怨恨便是终身的囚笼。

两年间，这三桩婚事的间隙，李姗始终维持寻找婚恋对象的状态，其间还夹杂着至少三场寻觅愿意掏彩礼男子的“恋爱”。 “都是她自己要嫁的，我们没想卖女儿。拿一孩子整（骗婚）这事，我们不嫌丢人？” “我爸妈是主犯，他们两个一直都是串通起来的。” 在李姗看来，这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版本。从韩跃咏家逃跑的那一刻，她也挣脱了原生家庭的束缚。

兄弟姐妹可能注定要争夺父母的宠爱，但他们在自己家庭中采取的特殊策略是由他们成长的特定环境决定的。一般来说，长子往往比弟弟妹妹更自觉，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后盾，而幼子往往更合群、更外向、对经验更开放（从不服输的意义上来说）。

这是一场婚礼，也是一场葬礼。离婚的女人不能埋在娘家祖坟，家人担心，如果不配阴婚，以后“上坟找不到地方”。 任美芳生前在网上倾诉对于婚姻的纠结心事。“我想结婚，我想拥有自己的家，家里有他，脱离我的原生家庭；我不想结婚，我还有家人要照顾……” “假如我直接去他家抱走孩子，是不是犯法？”在前夫家门外轻生前，任美芳向律师咨询，想要回女儿抚养权。 “我妹到死都没见上孩子一面，把她葬在这里可以离孩子近一些，以后孩子大了，不至于不知道有这个妈。”

安家问题的背后是无数个体发展的复杂样态和现实困境。成家前，他们有经济上的紧张和婚恋上被催促的焦虑；成家后，他们要应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还要对父母、子女以及农村的相关事务做出安排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家庭经济条件不易改变，但大学新生的生活费用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家庭背景的制约。如果持续不断地比较自己和他人的原生家庭，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无尽的自我内耗，直至落入情绪的泥潭。

“在写《去家访》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去分析学生的成长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原生家庭对学生是真的有影响，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到了大学以后，应该有力量摆脱那些东西，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家庭上……到了大学里，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引导学生，把他们的内在力量调动起来”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