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前三季度共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15.9万件，其中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反向衔接案件9.5万件，占比近六成。 所谓“行刑反向衔接”， 是指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认为被不起诉人需要被行政处罚的，应移送行政机关处理。 目标本为堵漏，防止“不刑不罚”。 但过度追责同样有害，陷入“没入罪必罚”的误区，催生大量不必要的行政处罚。

在暂时不能将情节比较轻微的违法行为作为轻罪纳入司法轨道的情况下，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应该重在加强对警方准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截至日期为2024年7月27日。每一个人，都可以积极提交修改意见，让这部法律的修订，更能反映民意。

他们大多没有专业背景，当家人涉嫌刑事犯罪时，仅凭人之常情，便为争取一个无罪或轻罪的结果而奔走，直到法考的念头萌生，人生的分叉路口出现。 过去这几年，钟磊再没上网发过文章讲父亲的案子，申冤的事大都交给父亲去做。相似地，黄燕也尽量不在公共场合说母亲的事。但他们都做出了同一个选择：只代理刑事案件。 “如果我们不相信法律，去相信另一套规则，我们的法治建设有什么意义？”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中，以盗窃、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抢劫、强奸、诈骗和故意伤害为主。其中，盗窃罪长期位列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第一名。 与犯罪结构变化、步入轻罪化时代有关，“越来越多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这也一定程度造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情况增加。”

截至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新设的35个罪名中，六成为轻罪，对应的刑罚多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2024年，“轻罪治理”首次被写进最高检工作报告。 2013 年可以称为轻罪时代的元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近十年的数据显示，2013年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被告人数占比首次超过八成，此后除2017年，这一数据始终维持在85%左右。 2022年起，多地司法机关成立了轻微刑案速裁中心，2024年后，市、县级轻罪治理中心加速成立。

对出土秦简中的定谳来看，对“奸罪”的惩处视情节各有轻重，但离死刑都差得远，至多不过“完为城旦舂”或“耐为隶臣妾”，这才是秦律核心思想的体现，秦律虽然有轻罪重罚的特点，但其核心是将人视为资源，如果因为小罪就杀人，无疑是对资源的浪费，对其进行经济惩处（比如罚甲罚盾本质都是罚款），或直接将其转化成为国家奴隶，才是最高效的做法。

自2019年来，危险驾驶罪已连续4年成为中国刑事犯罪中的“第一大罪”。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李翔：醉驾入刑，其背景是中国刑事立法正在形成一个有别于传统轻罪体系的“微罪体系”，这些微罪的罪名数量虽不多，但适用量很大，微罪入刑逐渐成为刑事立法的新趋势。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胡昌明以1060个刑事判决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在这篇发表于《清华法学》的论文中，胡昌明得出结论：被告人性别因素，确实会对裁判产生影响，同样的罪行，法官对女性犯罪人一般较为宽宥，对男性则较严厉；女性被告的刑罚强度，比男性低了29.9个百分点。不过，胡昌明称，这只在轻罪上明显，在涉及较为严重罪行时，差异会缩小。

过去五年，上升的主要是罪行较轻的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比如，起诉“醉驾”150万人，上升1倍；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从2018年的137人上升至2022年的13万人。

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有利于破解前科人员重新犯罪的治理难题，使他们能重新融入社会，树立生活的信心，克服标签效应，进而能降低重新犯罪率，更好地预防累犯、再犯。 我们对前科消灭立法的基本构想是，应构建全覆盖的前科消灭制度，不限于已有的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 （本文首发于2022年7月28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