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与评级挂钩，这是“父爱主义”的监管思路，即监管机构希望能够帮助投资者控制风险和保护投资者利益。但实际效果却不佳。 国内债券违约的历史很短，2014年才出现第一笔，可以说国内尚无环境来检验声誉资本。之所以过去违约少，是因为国内没有开放垃圾债市场，而能发信用债的大多是央企、国企，后者因政府背书，一直存在普遍的刚兑信仰。 在刚性兑付、市场违约率约束机制不健全、监管力度不大的情况下，往往评级标准最松的评级机构获得优势，因此容易造成市场上评级的虚高，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本文首发于2020年12月3日《南方周末》）

两份金融监管文件的公布，意在破解过去多年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业乱象，限制各路资本和金融产品入股商业银行，对资管产品进行强监管，打破刚性兑付。

央企、国企成为信用债违约主角，最大的原因是信用债的发行门槛决定了，其发债主体本身就是央企、国企。央企、国企一旦违约，偿付难度要比民企大得多。

央行近日发布报告表示，“刚性兑付”现象有悖于“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市场原则，不仅助长了道德风险，也抬高了市场无风险资金定价，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

归根结蒂，“破产软约束”、“刚性兑付”与“兜底承诺”这个潜规则家族，还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要想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就非得打破这些个潜规则不可；而一旦打破了这些潜规则，市场力量将得到一次大级别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