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之所以出台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社交媒体禁令，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日益担忧社交媒体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隐私和安全等方面造成影响。”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委员会（eSafety）发布的报告披露，10-15岁年龄段有96%的孩子曾使用过社交媒体平台，13-15岁的使用比例更是达到99%。其中，有超过52%的孩子，遭遇过不同形式的网络欺凌。 “我认为实施难度较大，身边同学或朋友习惯了拥有社交媒体的生活。如果强制进行切割，大家总会想办法绕过禁令。”高瑛茜觉得，政府应该多了解青少年的想法，在政策正式落地前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一些得到国家政策补贴、免费的康复或教育机构，教学方法相对落后，干预效果也比较有限。而一些会营销、擅长拿捏家长焦虑情绪的民营机构，更能占据市场主流。 与公立机构相比，这些私立机构的收费更高，销售人员的宣传话术包括“中重度孩子可以正常上小学”“90天发生语言奇迹”等，惹人心动。 作为一种跨学科、全年龄段的疾病，自闭症的管理也存在交叉。家长奔走于医院、学校、康复中心等不同性质的机构，找不到明确的干预方向。

低龄留学更像一场考验家庭综合实力的“系统工程”——持续的情感陪伴能力、应对突发状况的应急能力、强大的经济续航能力，缺一不可。 这是一个牵动家庭全局的决策，需结合孩子特点、家庭事业等长远规划，避免只为“镀金”或“曲线救国”而盲目选择。这条被部分人想象为“轻松逃离”国内升学压力的路径，其现实图景远非如此。 “对中国家长来说，‘太放松’有时比‘内卷’更难适应。”

新加坡肯定会成为企业家培训和出海的重要枢纽。中国企业家可以利用文化上的相似性，通过新加坡进一步拓展到周边的东盟国家，预计未来对新加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孩子的研学视为一种必要的教育投入，家长希望通过研学来拓宽孩子的视野，这使得学生培训的需求量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

一个社会的繁荣，不仅仅建立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上，更根植于乡村教育的深厚土壤之中。从孩子到未来，从乡村到国家，从教育到建设，始终是带动繁荣车轮不停滚动的链条。而众多像蒙牛一样的企业，正在积极融入这个链条，为“敲铃人”赋能，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和角度推动着乡村教育的发展。

产科相关业务不只是分娩接生，还包括孕前检查、产检等。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产科服务全部停掉的只有7家。有3家仅是取消了下班后及夜间值班；21家不再提供住院分娩助产服务，其他项目如产检等照常。 大城市的三甲级综合医院和妇幼专科医院，也受出生率下降影响，曾经“一床难求”“加床睡走廊”的情况少了，但医务人员依然繁忙，甚至需要扩张。 一张张关停并转的公告背后，中国人均产科资源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产检候诊时间长、无痛分娩率低、产后抑郁重视不够，如何让生孩子的体验更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本文首发于2024年5月23日《南方周末》）

据小区业主彭娜回忆，何某在对孩子动手之前，最先想扔的是婆婆，“老太婆被拖到那里（阳台）去，但她摔不动老太婆，体重太重了”。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视频显示，何某一边拽着小儿子，一边带着哭腔大喊：“我有病，我有病，我有抑郁症。”据彭娜回忆，何某后面还有一句：“我养不起娃，要死一起死。” 高北陵解释，无论是事发后的善后，还是事发前的预防，国家都有完善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但是因为精神疾病具有隐蔽性和偶发性，加之公众对其了解有限，所以精神疾病患者危害社会的情况时有发生。

中国罕见病联盟对20804名确诊罕见病患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罕见病患者平均经历4.26年才得以确诊，42%患者经历过误诊，且确诊地点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 2022年6月，北京将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病种由原来的3种扩增至12种，均属罕见病，已纳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罕见病目录。 如果在一级、二级预防中没能把疾病“扼杀在初起状态”，到了三级预防能及时发现问题，仍有可能避免一些孩子免于致残甚至死亡的悲剧。

一些家长此前没有过多干预孩子的学习，但在比较重要的关头，他们绝对会跳出来扭转乾坤。 “当我成绩不够好时，他们知道怎么和我沟通，怎么让我更好地面对下一次考试。这是家庭背景带来的非经济优势。” “现在，中国新生代精英完全可能在一个国家出生，到另一个国家接受教育，去第三个国家工作，他们精英地位的复制是跨越国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