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云把家里三代“大了”的故事写成《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在她眼中，死亡如同花落——三天的白事是生命最后的盛放，永恒的寂静才是死亡最真实的模样。

“这次从军营回去，我想把自己看到的武警官兵的生活、感受到的那些关于安全的细节，都讲给他们听。”张玮妮说，那些真实的场景、武警战士的故事，比任何教材都更有说服力。 就在学生们要离开军营的前一晚，游殿豪还没想好要对这群学生说些什么。等到真正分别的时刻，他举起手机与学生们合影，说“要留点纪念”。 “虽然其他军兵种也曾组织过军营开放，但像我们这样成体系、成规模推进，主动策划、广泛宣传，并在内地部队中率先实践的，总队是第一个。” “带他们来实地体验，比在课堂上讲一百句都有用。他们会慢慢明白，两地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复活节岛的生态及人口崩溃是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但严肃的科学研究表明，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岛民的方式生活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

“跟书之间的关系稳定了，你跟生活之间的关系也就相对稳定，跟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你只有在你最真实的生命里，找到最真实的修辞，才能把写作上和表达上的潜能充分施展开。 历史不能外挂于小说，不能外挂于小说人物，要内在于这个故事，内在于人物的命运，才有意义。

它首先就不可能不是方言，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叙事，然后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人，他就是说四川话的人。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故事本来的机理，就是必然发生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觉得从《我们家》到《平乐县志》这个变化，是我感觉《平乐县志》里面，我其实是往后退了一步，我的这个方言可能它不是那么方的方言。我感觉我是在找一种方言和古典古汉语，就古典叙事之间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按三言二拍里面这些，它也是很方言的。就这种很多我们感觉这种古典式的叙事，古典的这种古典白话的这种叙事方式，它其实也是有很多方言在里面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混杂的方言的方式。 那么我的故事里面的那些人就是他们，必须要是他们说话的腔调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得不让他们用这个腔调来说话，否则就不是一个我所理解的一种真实或者是有机的对生活的还原。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自然的角度，从素材反过来推定这个形式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必须得是这个形式。这可能是就是变成了一个我的写作语言。

我觉得80%、 90% 的人的生活里面都是这样子一个状态，觉得说我想要去做对的事情，但是我想走捷径，我没有对自己这种狠的东西。 就我们试图在我们自己能看到的这个，我们自己的Outlook，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我们的理解里面去试图做对的事。但是我们的这个试图，我们的努力又不是真的就是可以努力到那么多，大多数的人都是。 所以我其实觉得傅丹心这个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可能是在我故事里面最接近就是普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这个普遍的状态，也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和受害者，同时都是在这个视角里面。

我想象中的平乐镇应该是一个城乡结合部，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它的原型是我的家乡郫县，就是现在叫郫都区。随着我自己写这个故事，写这个虚构的小镇，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在《平乐县志》里面的这个平乐县就是从虚构和真实的世界里面，时间都在往前走。 我不太会去即刻写一个即刻发生一个事情，然后即刻去写它，我是需要这个滞后和这种沉淀，和这种自己的消化的。如果我一直都住在郫县或者住在成都的话，我大概是不会写《平乐县志》的。我觉得这种你住在那的，你会得到的这种即刻性，它反而可能会消解一些写作上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郫县或者是我理解的这个场景，那就是它说小了当然是郫县，说大了其实就是我的中国的体验。就是因为这个体验可能是跟我的中文的人格和我的中文的作家人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对我对于故乡的这种思念，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种怀乡的这种。而且这个怀乡一定是有过去式的，就是怀的是那个过去的故乡。

一个月前，我们发起了“带疱者说”疼痛故事征集，希望可以听到更多关于带状疱疹的真实故事。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了解过许多带状疱疹的症状与影响。然而，即使已经做足准备，在看到大家留言的那一刻，我们仍会再一次震惊于带状疱疹的发病风险和给每位患者带来的苦痛，突然袭来的疼痛无差别地出现在成年后的每个年龄群体中。 肉体疼痛与精神折磨从字里行间深处，他们的挣扎与煎熬，穿透屏幕，和每一个观者共鸣。

就地毯式维权的动机而言，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都无法确定双方谁的说法更加真实，只能靠啰嗦的文字把观察到的细节如实记录。 这是一个融合了政治、法律和亲情的故事，或许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细细品味其中蕴含的某种时代暧昧，才能理解一个名人之后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