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谈论委内瑞拉时，常常陷入一场看似深刻、实则简化的泛道德主义辩论。一方将其描绘为“乌托邦失败”的终极样本，指责其领导人用民粹主义摧毁了繁荣；另一方则将其叙述为“帝国主义压迫”的典型受害者，认为美国的外部制裁是万恶之源。 然而，这两种叙事进入了同一种思维陷阱：它们都将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压缩为一种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将责任归于单一的“好人”或“坏人”。这种审判尽管看上去快意恩仇，却无助于完整地理解悲剧为何发生，以及它为何难以终结。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囚笼并非一日铸成：自然给了它丰厚的馈赠，也让它无法回避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命运。资源没有成为独立和富强的资本，反而消磨了它的志气，也锁死了它的发展路径。特殊的地缘区位，又使它在冷战和后冷战的宏大棋局中，被划入超级大国的利益版图，难以翻身。 委内瑞拉的故事，远不只是一个关于政策或领导人对错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结构如何塑造命运的沉重案例。在既有结构的限制中，委内瑞拉看似拥有选择，实则每一步都难以走出结构限定的狭窄通道。无论是早期的依附，还是后来的觉醒与反抗，都未能让它摆脱最初的枷锁。每一次看似激进的转向，都不过是在牢笼内的一次转身；每一次对旧秩序的革命，都在无意中复制了旧秩序的逻辑。 委内瑞拉仍未找到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离答案更远了一点，但它带来的启示已经足够深刻：真正的解放，不一定是推翻一个实体的建制或霸权，更需要打破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有时，比起短期内的暴烈的流血，看似稀松平常却日复一日、锲而不舍的流汗，或许才能为国运积累出真正的质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作为一个可以被解读为映射现实的系列电影，它会如何关照这个世界的变化，抑或依然怀抱乌托邦的愿景？

一座废弃了近一个世纪的小岛，如何藉艺术之名复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技术给人带来的可能性愈发多元，人们的惊惧感也随之有所消退。

在《谁的乌托邦》结尾，曹斐给了每个工人的面容一个长镜头。“我觉得这个注视很重要。工人生产其实没有太多的尊严，很多工人的纪录片就是要暴露全球化里个人作为螺丝钉的状况。但是每个人五六秒甚至十秒的定格，你就是看着他疲倦的容貌、他的眼神，也是对每一个观众的提问。” 曹斐曾以为红霞影剧院被拆迁时，自己一定会很悲伤，一定会哭。但直面红霞被推平时，她很坦然。“我在过去经历未来。我当下所做的，都是为了未来。我的未来，就是在过去实现的。”曹斐所做的一切——收集文献、老物件，走访前738厂和774厂的退休职工、红霞影剧院经理、工人后代等等，制作红霞的建筑模型，做VR、AR……都是为了记住红霞、重现红霞，为红霞存档。 曹斐总结了自己的两条创作线索：其一是对虚拟世界、技术、人类在未来状况下的可能性的想象，其二则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交织，人们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节点上，或幽默或残酷或梦幻地去呈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他那些充满赛博朋克风的数字作品中，机器与生物并存，特朗普、希拉里、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现实人物与皮卡丘、加菲猫、玩具总动员、星球大战等流行文化元素并置，Beeple试图以一种戏谑调侃的方式回应数字时代的混乱和反乌托邦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线上偶像的坍塌，在线下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农场成员们有一种默契，这里是“江湖”，神并不存在。他们确证了人的复杂性。也有人认为这件事并不影响他自己，大家一出农场的门，彼此就是陌生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