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医院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纠纷都是经过医调委处理的。”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患办负责人说，对于“网络医闹”，医调委并不能直接起到调解作用，但纠纷快速处理有利于患方终止曝光行为。 王岳表示，医疗责任险解决的是医方有过错的纠纷，没有解决医方无过错的问题。各方均无过错的医疗意外事件，恰恰是很多“医闹”久拖不决的原因。

“考虑到患儿只有5个月龄大，手术时机有待商榷，6个月龄以下一般会建议再观察看看，这个研判是很多经验丰富的小儿心外科医生的共识。” “尸检超期肯定有问题。”一位资深法医说。不过就小洛熙的个案而言，影响不大。 “在一线城市大三甲医院的虹吸效应下，周边普通医院的处境会非常尴尬，普遍缺少病源。”李炘介绍，“可以做就早点做，可做可不做的也是尽量做。”

一位残疾人士称，机上如厕是她最主要的困难。在乘机之前，她不敢多喝水，有时也遇到憋尿或拉肚子的情况，“只能憋着，没办法”。 一家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医院只能出具诊断证明，不会在证明中写明“适合乘坐飞机”等内容。 日常出行中，一位残疾人士常能得到陌生人的帮助，但她更希望在无障碍设施完善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完全自主出行。

昆明三甲医院26楼报告厅里，32名女村医正专注地听着课。讲台上的专家在讲解慢性病管理，台下的她们时而点头，时而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偶尔传来小声讨论。这里是“基层健康守门人”女村医守护公益项目的首站现场，由南方周末与波士顿科学联合发起。 得益于此次活动，一位位鲜活的乡间姐姐向我们打开了自己和她们卫生室里厚厚的村级业务工作台账，我们触见了中国基层医疗最真实的样貌，并试图描绘出这个从“被忽视”到“被看见”的集体画像。

穿上白大褂、戴上医用帽子和一次性手套，高占伟的工作装备和过去在三甲医院时并无差别。不同的是，他走进的不是诊疗间，而是北京一处老小区的住宅。人们的卧室就是高占伟的工作地点，每一天，他穿梭在不同的家庭之间，打针、换药、测血糖、插管......做着和医院一样的护理工作。像高占伟这样的护士不在少数，尤其是近几个月。护士们往返于大街小巷，像快递员一样“接单”并上门。他们是京东健康的“到家护士”，以一种与医院相似又不同的业态，帮助千家万户解决关于医疗护理的棘手问题。

查出结肠癌后，管维芳没有留在上海同仁医院治疗，主要是考虑到它只是一所三乙医院：“总感觉三甲医院（的医生）比他们好。” 管维芳再次去找陈启仪。“他看到我吓了一大跳。”管维芳说，“还向我道歉，说以后再也不说病人没有希望这样的话了。” 尽管在外人看来无比艰难，但管维芳对当下的生活十分满足。在她看来，自己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

多病原体叠加高发的特征使得这轮呼吸道疾病感染潮成为新冠疫情后医疗系统面临的又一次重大考验，儿科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儿科荒”老难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