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孩子的崩溃不是心理问题，是体能先垮了。 一些父母自然而然觉得，孩子现在的条件更好，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辈。这种要求让孩子压力很大，做不到就感到内疚，严重者抑郁、摆烂，放弃上学。 成长本身就是多种路径的，不一定只有读书这一条。复学不是唯一的指标。

“他是很多年的老司机了。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我们听到的时候也很惊讶。” 据村民称，孩子平时大多是包车上下学，因为许多家长都外出打工，孩子多为住校生，周一乘包车去上学，周五再乘车回家。 村民称，一辆面包车只能载七人，但附近的面包车都是拉十几个学生，学生只能站在车里。

福建省泉州市有一个开办19年的“姐妹识字班”，学生多为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女性，她们因自幼家贫或重男轻女传统观念而无缘上学。步入中晚年，她们选择像小学生一样，开始一笔一画学识字。（“活法”栏目第13篇）

高一上学期的班主任黄丽回忆，伍小青思维活跃，喜欢抢答，回答又常常是对的，有时这会让“其他同学失去相应的思考空间”。 “我认为主体责任在石门二中，如果它稍微有一点点作为，在前期能够做好孙老师和伍小青的安抚工作就不会出现这个事情。”朱沛玲说道。 校长唐生梅说：“你总要为这些事情追究，有时候就不好。”他强调，调整班主任，还是学校几十年来第一次，并认为班主任孙语兰“没有好大的错”。

上一集讲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若曦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上学的时候，和同班同学白先勇、李欧梵、王文兴、欧阳子等人组成了南北社（天南地北走到一起的意思），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聚会和文学的功用之一是抒发因政治高压带来的苦闷。 彼时的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戒严”让原本只是暂居台湾的人回不去，成了“流浪”状态，而长居台湾的人，被压抑氛围所困，希望能离开台湾，去往远方，以流浪为特征的“波西米亚人”，成为了他们借以自嘲和向往的对象…… 《苦闷的波西米亚人》是“台湾光复80周年”系列视频的第四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在受调查的流动儿童中，56.8%的孩子是“城里娃”，“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当成城里娃来对待”。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户口登记地乡镇的名字，所谓老家只是外界贴的标签，已难以或者根本不能回流。 魏佳羽访谈过一对贵州家长，夫妻俩都在浙江打工，三个孩子在老家上学。在学校有免费午餐，吃饭不怎么花钱。农村花销小，由于家庭困难，还有地方政府的补助。但如果把孩子带到浙江，尽管上学不用学费，但有了通勤的开支。在发达地区还想着给孩子补课、参加课后活动，不仅减少了享受的公共福利，还增加了开支，压力反而更大了。

“如果村小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公平，却没有发展的可能，这些孩子就注定困在底层再生产的循环里。” “对于超小规模的村小，可以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探索撤并方案，前提是保证农村学生在撤并后上学便利性没有下降，农民家庭教育负担没有加重。”

“我第一时间是去翻帖子的评论，发现很多人对多动症不理解。” “不是每个多动症小孩都会打人。” 对于多动症学生的应对处理，应该引入社会工作力量。“老师处理这些不专业，对口的是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