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领导、老师要考虑政绩，有强烈的意愿让学生在能被上级领导看到的“集体活动”或者“特色文化”上下功夫，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作为受教育的主体，他们的意愿和内心真实的想法，或多或少都被无视了。

“形象工程”存在不同的表现，核心在于官员需要展示自己的能力，做出政绩。“花公家的钱是不心疼的，让上级领导高兴，换来的是自己的收益。” 只要这个基本逻辑不改变，就必定会促成形象工程久盛不衰的周期性变化。 多地在提出要纠治“新形象工程”时都强调了“地方基层”的前提，这与“行政发包制”“压力型体制”的国家治理模式有关。

检察官高祀君与企业家胡谅伦结识源于三十多年前的一桩公职人员受贿案。胡是该案的行贿人之一，他认为高祀君在此案中“放了他一马”。 就在包工头王群被抓当天，主办此案的副所长受到上级领导严厉批评，指责该副所长“插手经济纠纷”，江苏路派出所随后放人。 青岛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原支队长黄兴风的判决书显示，在2008年办理高祀君涉嫌合同诈骗案中，黄兴风在收受胡谅伦的贿赂后，“多次调度该案，要求加快办案节奏，尽快破案，为广源发集团挽回损失”。

要杜绝刑讯逼供，要我说也简单，就学纪委目前反四风的非常有效的办法，就是严厉查处典型案例并追责，辅之非常密集的通报，既追当事人责任也追上级领导的管理责任，则刑讯逼供的顽疾必定会治愈。

对党组织忠诚，对上级领导尊敬，对一项工作重视，不是体现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上；不是体现在文来文去上，而是体现在把工作落到实处，体现在为民办实事上，体现在具体政绩上。否则，所谓尊敬和重视，其实是邀功买好；所谓忠诚与担当，不过是沙里作画。

石增雄在一份自己亲笔写的证明材料中承认，自己一共参与了至少5次放火。“2010年12月27日，通知我，上级领导检查灭火工程，你必须在东火区点三堆火，烟越大越好。”于是他带着人连夜点火，点不着，他们就用柴油浇到烂轮胎上烧。

2012年7月2日的群体抗议事件之后，什邡成“反面典型”。上级领导不来，外出考察吃闭门羹。重启准备工作进行了一年半，但钼铜项目听证会却一拖再拖。这是什邡的救赎之路，亦是中国许多爆发过环境群体性事件城市的缩影。在“一闹就停”之后，城市发展如何走出低谷？

村民恳请上级领导能走抗旱的群众路线，多到村里走走看。他们还直言：现在那些尚未破坏还能浇地的水渠，多数还是人民公社时期建的。所以说“抗旱还靠毛主席，反贪要看习主席”了。

上级领导到徐州无需经过中心城区，若不专门到中心城区，看不到看不到大多数徐州市民工作生活的环境。

官员们的作秀之所以容易挨骂，正是因为“亲民”不是常态，而是偶发性事件。偶尔的亲民姿态，肯定很难真正赢得民众喝彩；而只在某些关键时间点“亲民”秀，更会让民众觉得是“政治投机”，不是做给老百姓，而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