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过度收集学生乃至其家庭的个人信息，对个人信息保护不力的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原因之一在于对违法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处罚力度太小，很多时候甚至没有处罚。

要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还是应当多管齐下，扎紧信息安全的篱笆，以法律手段打击人性中的贪欲，以制度建设防微杜渐。具体而言，在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时，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企业都应秉持“最小必要”原则，并尽到知情同意义务；而在保存与使用这些个人信息时，经手人的权限也应得到严格约束，减小泄露的可能性；最后，拥有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应建立技术性机制，抵御可能的“外部入侵”，尽到对个人信息的“安保”义务。

包括政务热线在内的公共部门应慎之又慎、以身作则，严守“最小必要”原则，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受理投诉举报的政务系统，也应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收集投诉举报者个人信息，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

“我期待的数字生活，并不是技术被全面约束、创新被人为压低的状态，而是在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每个人都能感到安心、被尊重、有选择权。”

2025年4月1日实施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单位使用视频图像信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不得滥用、泄露。

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包括人脸信息在内的生物识别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规定“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实际上确立了“最小必要”的原则。而此次出台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则着力于解决这一技术滥用、泄露隐私与安全风险的问题。在立法与执法上有效落实，或可更好地保护大家的“这张颜面”。

并不是怀疑有精神障碍的人才可以打心理援助电话。 在隐私保护方面，心理援助热线应严格遵守保密原则，未经本人同意不会泄露个人信息

比起商业性平台，公安机关内部人员有更便捷的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他们获取的这些个人信息也更完备。小到性别年龄、家庭住址、家庭构成，大到学历职业、婚姻状况、财产规模乃至征信数据，拥有查询权限的公安内部人员完全可以做到“单向透明”地掌握辖区之内公民的个人信息，甚至包括“开房记录”这种私密信息。一旦道德堤坝溃决再辅以外部利诱，内部人员就会作奸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