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徐震堮先生在《校笺》前言只字不提余嘉锡的《笺疏》，可以隐约感觉到他与周祖谟先生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

《魏征传》的作者不是宋云彬，那会是谁？重版本新增的汪篯先生，或许是一个破解“赵武”的线索。

傅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的刻苦和高产，而是他自觉地担当起引领学术、组织团队、奖掖后进的责任，成为事实上的学术界领袖，他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相当多的时间，而这一特点在他晚年日益突出。

《容庚北平日记》（中华书局，2019）保留了容庚1925-1946年的日记。我们通读一过，即知此为容氏备忘性质，故所记较为简略，且有的年份所记甚少，甚至1942年无日记，不知是原有而遗失，抑或该年未记，这说明作者并未将日记视作日课。

陈寅恪与谭延闿的关系，过去鲜有人专门论及，但两人都出生在湖南，陈宝箴谭锺麟素有来往，是不争的事实。近读《俞大维年谱长编》，其中有云：“陈寅恪曾在谭延闿府中任外交科长。随后谭又送他去哈佛读书。”这基本上把谭延闿和陈寅恪之间的关系点明了。但谭延闿和陈寅恪何时来往，起迄何时，不甚明了。2019年2月份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稿本《谭延闿日记》，其中陈寅恪行迹，一目了然，试举数例。

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容庚学术著作全集》，收录容庚著述数百万字，被学界视为经典的学术作品集。当然，和所有的“全集”一样，“全”总是相对的，难免有遗珠之憾。多年前，笔者有幸从一位收藏者处见到容庚民国时期的一份珍贵手稿——《〈续殷文存〉序》（以下简称《容序》）。围绕这份手稿，使人们了解到一桩学界往事。在容庚先生诞辰125周年之际，希望借此文表达对前贤的一种纪念。

《容庚北平日记》（夏和顺整理，中华书局，2019年5月版）起于1925年1月，迄于1946年2月26日。最后两天的日记如下： 2月25日，星期一，“抄《画目》。下午访顾正容、孙海波。接顾通知，二十七日上午七时半与白崇禧同航班往重庆。饶引之请晚饭。” 2月26日，星期二，“早访乔振兴、顾正容、徐宗元、朱鼎荣、孙海波、林志钧。收拾行李。” 次日，容庚离开了寓居24年的北平。

已故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1933-2016）先生，是我敬重的著名学者。我的书架上有他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等几种重要著作，还有好几种令人喜爱的资料汇编。更有他主编的几大册的《唐才子传校笺》。可惜多年来与傅先生几乎没有什么交往，更无缘问学。

父亲的父亲是祖父，俗称“爷爷”。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是养育我生命的实际父老，而称谓“爸爸”的父亲仅是出现在信笺左上方的标准用词。所以，关于“爸爸”的书写，在幼儿园时期开始，是爷爷督促我每月一次的家信履行。而直面父亲喊出“爸爸”时，我已经九岁，从此每年暑期的探亲假，才是我和亲父在一起的时光。

《周秦道论发微》是张舜徽著，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的书。重温经典：专制君主政治，以术御天下，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之惨剧。然此，实有咎于那些援道入法，或援道入儒的士人，以“君人南面之术”对帝王的教之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