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刚来中国时，吴狄赫不会说一句中国话。虽然在德国报过两三个月的中文班，但真正落在生活里，似乎来回只有三句话“你好”“你好吗”“那是他的书吗”。 得益于中医师合法化政策和华人基础，近年来东南亚来华学中医的学生显著增多。欧美留学生自主性强，学习动机强烈，但面临回国后缺乏对应就业岗位的困境。 “穴位的中文名，融入了中国古人浪漫的想象。如‘尺泽穴’，泽在汉语中意为小池塘，寓意‘精气充足’。如果病人虚弱，就可以在这里施补，止咳化痰。而经过编码后，原本的穴位名称消失了。”讲起这些，陈文恬颇为遗憾。 “中医国际化还是要靠硬实力，那就是临床疗效。其次，要通过多种渠道让更多外国友人理解中医原理，帮助国际社会从‘了解’到‘接受’，再到‘认同’中医。”

容老说，这叫什么？他指了指黑板上的十个字说，这就叫成名有捷径。做学问不能死读书，读死书。告诉你们实在话，我一生的成就，就是这两部著作，其他都是充数的。我这一辈子，吃的就是这两本书。

先生尝谓：“余生平多侘傺无聊，唯师事大儒近十人，同门足当一时之彦者，亦数十人。行万里路，交接通人，亦往往称莫逆。”而在师辈中，听先生回忆最多的则是王静安与章太炎二师。

读姜先生三十多种书话集，不禁想到，现代文学史上的各种新文学版本、各色文体作家，几乎被他写尽了。

一句话，钱锺书念大学时就以学问和文章“成名”，而杨季康（杨绛）尚未露头角呢。不特此也。检阅“文化圈里”的文献，到今天也没有发现“他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的记载——岂都口角春风而非笔歌墨舞耶？相反的，倒见到八则。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24日《南方周末》）

我的生活态度可以归纳成三句话：“乘公交车，吃家常饭，读常见书”，哪来什么“秘密书架”？

对中国现代地质学发展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章、丁、翁、李四大家。回望历史，在丁、李关系中，如果李四光在1950-1951年间讲的是真心话，劝驾出山、书序志悼、长沙谒墓、催促整理遗稿、参与丁奖授受活动等等，就显得虚伪；如果当年的那些行动是真情表达，则李四光在1950年后表现就极为费解。

《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王岐山的一句话而倍受追捧。话说当年，有高校领导称读陈寅恪的书不如去看小说，而直到发现上司们关心陈寅恪时才勉强改变态度。或许人们未必读得懂陈寅恪的史学著作，但多识前言往行终究有益，至少大伙会因高官尊崇读书人而慢慢亲近“无用之学”。

对于董先生更加沉重的打击是“文化大革命”。“一箱论稿十箱书”全被抄没。这一箱论稿包括《中国戏剧发展史》60万字，《笠翁曲话论释》20万字，《三国演义试论》增改稿20万字，《明清传奇选论》及其他杂稿共12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