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七年来共受理案件25.3万余件，审结24.5万余件。其中，涉人工智能案件类型日益复杂，主要涉及著作权权属与侵权、网络服务合同以及人格权保护等。 判断是否侵犯肖像权的核心在于“可识别性”。涉案换脸模板虽保留了妆容、服饰、灯光等要素，但替换了人脸特征，一般公众难以认定为原告本人，因此不构成肖像权侵害。

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包括人脸信息在内的生物识别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规定“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实际上确立了“最小必要”的原则。而此次出台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则着力于解决这一技术滥用、泄露隐私与安全风险的问题。在立法与执法上有效落实，或可更好地保护大家的“这张颜面”。

目前，数据壁垒与治理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不同部门和地区数据标准尚未统一，数据共享与整合困难重重，“数据孤岛”现象普遍存在。部门间数据无法有效互通，导致智能决策系统难以获取全面数据，严重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与精准性，进而造成治理碎片化，极大地限制了人工智能技术在跨部门、跨区域社会治理中协同效应的发挥。

近日，52岁的纵火犯陈惠良逃亡27年后在广东东莞落网。1997年1月25日凌晨，正是尖沙咀新一代卡拉OK热闹时段，七名凶手造成的致命火灾导致17人死亡，13人受伤。火灾的导火索是黑帮新义安成员蔡锦辉和董胜飞的一场内讧，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两大黑帮新义安、和胜和在油尖旺区的地盘大战。四名凶手迅速落网，但包括纵火主谋在内，还有三人在逃。 事发十年后，2007年警方悬红60万港元缉凶。2008年，警方接到线报在深圳拘捕主谋蔡锦辉。2024年，又借助人脸识别破案，在东莞一宗小纠纷中抓获帮凶陈惠良。警方表示，对仍在逃的帮凶陈福清将追查到底。这起纵火案是香港的心结，也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游戏公司和家长分摊30%-70%责任比重的情形是：监护人提供本人账号或帮助人脸识别，明知未成年人使用亲属账号仍不干预，明知未成年人租赁或购买账号而不干预，未妥善管理银行卡和支付信息等。这些情形并不是游戏公司的错，它们还需承担一定责任，看起来是对家长的偏袒。现实情况是，很多家长不熟悉网络游戏，不知道如何管孩子，初遇到这类事情，不宜承担全部责任，只得采取折中方案——这也是督促游戏公司加强和家长的联动。

文旅场所取消实名制，不仅仅可提升游客旅游体验，更重要的是可保护游客的个人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

刷脸认证保障公共安全的收益有限，侵犯消费者个人隐私和敏感个人信息的风险却很大，一旦发生泄露事件，对个人权益带来的侵害和损失也是巨大的。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而牺牲公众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不符合法益保护的比例原则。

AI水质“医生”可以根据水样，快速给出最合适的药方。有用户根据AI“医生”的诊断，在节省约25%药剂时，还提升了约20%的废水处理效率。 “鸟脸识别”与人脸识别是同一种技术原理，都是训练机器辨认图片中的外观特征。但“鸟脸识别”的训练难度大得多——鸟不像人一样直面摄像头，照片多数看不清正脸，还受到角度、方向、光线、清晰度等条件限制。为达到训练目的，每种鸟类至少需要2000张图片。 大模型预训练是一场激烈的商业竞赛，但从实际需求来看，全世界只需要一个大模型就够了。许多声音呼吁不必“重复造轮子”，减少资源浪费。

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水平均居世界领先水平，可以把互联网领域成熟有效的监管经验借鉴到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人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弥补监管体系空白。 金融机构对于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既爱又怕”，既希望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商业模式上的迭代进化，又担心技术失控给金融机构带来新的风险隐患。 人工智能也给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新的课题。金融机构一旦发生被不法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攻击，诸如利用人脸识别或人工智能技术冒领储户存款，损失谁来承担？谁有举证义务？这些问题现实且棘手。

诸多政府部门与商业性平台搜集了大量个人信息，也发生过多起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电诈集团是一整条产业链，其最上游环节就是搜集大量个人信息，以实施精准诈骗。更兼现在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AI换头术已炉火纯青。犯罪分子换上公司领导的头，潜入在线会议，诈骗员工巨额钱财，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