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与其说“不可撤销地让渡”，毋宁说“可撤销地授权与委托”。权贵富豪可以延请保镖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普通人在被侵害时，不可能指望警察第一时间在场或光速到场制止侵害。制止侵害或为你伸张正义能依靠的，第一是你本人，第二是你家人。

2024年11月25日，南方周末第五届筑梦者公益大会在北京召开，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成为2024年“年度公益星力量”。自2007年开始，他就投身到了志愿打拐的事业中。从解救广州被拐的卖花小孩，到解救福建漳州的被拐婴儿，他被誉为“民间打拐英雄”。269个城市，60余万公里的飞行里程，这是他2018年后至今，奔赴各地打拐的飞行记录。这个数字仍会不断攀升，直至天下无拐。

2024年11月25日，南方周末第五届筑梦者公益大会在北京召开，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成为2024年“年度公益星力量”。自2007年开始，他就投身到了志愿打拐的事业中。从解救广州被拐的卖花小孩，到解救福建漳州的被拐婴儿，他被誉为“民间打拐英雄”。269个城市，60余万公里的飞行里程，这是他2018年后至今，奔赴各地打拐的飞行记录。这个数字仍会不断攀升，直至天下无拐。

“2023年，采取盗抢手段拐卖儿童的现案实现了零发案。现在拐卖朝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方向发展了。” “江阴案中，一个主要嫌疑人才22岁，但很老练，知道怎么去应对打击，怎么逃避处罚。我们想象中的人贩子像余华英，不应该是年轻小伙子。” “某些医院卖出生医学证明，都按照正规的全套手续办理，连发票都有。大医院一年生好几万个小孩，监管部门不可能每生一个孩子都去核实。”

公安部门找回郭刚堂的儿子，并侦查到呼富吉和唐立霞两人时，呼富吉正在服刑。他已两度被判拐卖儿童罪，但均没有交待拐卖郭刚堂的儿子。 “还有没有别的孩子，有没有别的同伙？”呼富吉被判处死缓，未能达到郭刚堂的预期。他希望呼富吉其他犯罪事实能够被查清，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更多的是只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买方责任很少触及或轻微触及，这样不利于遏制买方市场，也不利于从总体上提升犯罪成本。 收买的目的也不一定单纯。收买之后，让孩子从事苦役、街头卖艺、行乞、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存在的。 没有从严，则从宽无意义。有人会担心，增加对买孩者的刑罚会影响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导致解救受阻。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高艳东认为应当慎重考虑：拐卖行为是将儿童作为商品，以牟利为目的，在拐卖过程中可能伴随虐待、伤害等行为，而拐骗行为多出于收养的目的，后续加害行为显著少于拐卖。 专家建议，拐骗儿童罪应当增设严重情节的加重刑罚规定，出现严重情节时，提高拐骗罪量刑标准。

“你想回来就回来，你要是不想回来，也可以留在养家生活。”寻亲直播间里，家长们的这句话大概饱含苦楚与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