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辩护人，在开展辩护工作的时候需要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没有了这种条件，也不适宜再进行辩护工作。”

“大众刻板印象中，或许以为被精神病主要是公权力送医或者谋财出轨家庭送医，但通过上百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主要是家属送医。” 有学者注意到，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相关争议案件大幅减少，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回升趋势，与既往涉及治安稳定等因素不同，近年主要围绕当事人是否具有危险性。 相较于法学界人士对人身自由权利的关注，医学界更为关注患者的健康权。“我们认为，患者的健康权也非常重要。” 一名学者建议，可效仿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设置专门的医学法庭或者类法庭的司法机构，纳入医学专业人士，以规范非自愿入院，最大限度保障就诊者合法权益。

“境外电诈分子将影视行业作为诈骗目标，假冒选角副导演，潜入各类影视行业群组、演员群组，发布虚假剧组招聘信息……妄图利用从业者对工作机会的渴望，致使多人被诱骗至境外，甚至失去人身自由。” 发布招募信息的账号来自演艺圈人士，但尚不能确定是否由本人所为。颜文磊称账号被盗；杨泽琪去年底前往泰国“拍戏”，此后朋友再联络，“便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冷淡”。

在上述女子盗窃被抓现行、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下，任何人都可实施公民扭送权。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限制该女子的人身自由与行动自由，这也是公民扭送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女子在众人的监视与陪同下“自愿”去公安机关或等警察上门，这两名店员的举止当然可以文雅些，但哪怕店员举止再“文雅”，也是建立在该女子的人身自由被暂时限制的基础上。女子配合店员就“文雅”些，不配合店员就不那么“文雅”，说到底双方的行动有某种对等关系。

谢哲海向赔偿义务机关河南高院共申请国家赔偿2067万余元，其中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067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万元。 如果拿到赔偿金，谢哲海想重新开始生活。但他还有一个心病没除，那就是真凶仍然没有落网。“把真凶抓住，我才算是彻底清白。”

在我们这样一个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单一制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法律确立的撤销权更多是一个震慑性制度，可能一直备而不用，一旦需要则随时可以启动。 有的乡镇政府发布文件规定，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拘留15天，罚款5000元。根据行政处罚法，乡镇政府没有设定这样行政处罚的权力，更不能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 近些年来，提出审查建议的主体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给我们带来了挑战。研究处理这些问题，作出审查研究结论，以此推动制度完善、法治进步，回应改革需要，审查研究的难度越来越大，需要比较高的专业能力，更需要稳妥审慎。 （本文首发于2023年3月2日《南方周末》）

双方曾经是夫妻这一层关系，并不能消除前夫行为的违法性。如果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警方更应该去追查、处罚、教育涉嫌违法犯罪的嫌疑人，而不是对受害人发布信息吹毛求疵。

2014年的司法解释曾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实际上，近年来一些冤假错案精神赔偿已经突破了35%的上限，多的达到86%。“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标准是明确的，无法突破，但可以通过提高精神损害抚慰金来达到抚慰的目的。”屈振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