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求学期间遭遇同学的性骚扰，就此开启了一场横跨中马两国的维权。 同一桩事实，迎来三次审理：国内一审以证据不足驳回诉求，马来西亚反性骚扰仲裁庭认定骚扰成立、判令对方道歉，国内二审又以应当适用境外法律为由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起诉。 她好像给自己讨回了公道，但好像又没有。海外的胜诉结果，虽然有国内法院的承认，但裁决的道歉，却难以真正落地。

在各省公开的审计报告中，至少有7个省份的审计部门指出当地机构违规发放养老金，涉及资金总计超过8000万元。 在哈尔滨市阿城区，一家中介长期贿赂4名公职人员，在审核和劳动仲裁环节造假。他们为271名不符条件的人办理参保。 为揪出养老金发放“漏洞”，包括湖南蓝山、安徽肥西、河南商城等多个县市纪检部门均在2025年部署了专项整治。

“反性骚扰仲裁庭至少有12名成员，分别是由司法和法律服务部现任成员担任的庭长和副庭长、至少5名有法律背景的人、至少5名在反性骚扰领域经验丰富的人。案件由3名成员组成小组审理，其中至少一名女性。” “你被某人盯上了、跟踪了，你认为自己不安全了，可能（将遭遇和感受）写在日记里。在民事法庭，日记是不管用的，但在反性骚扰仲裁庭，有可能被纳入考量。”

机构仲裁就像一个专业机构“按流程办案”，而临时仲裁则更像“请专家上门解决问题”，从仲裁员怎么选、在哪开庭、适用什么规则等，一切由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 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是，和国企相比，民企对临时仲裁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 律师殷嘉科一度提出，希望法官介入到仲裁程序中进行调解，但遭到拒绝。按照临时仲裁的制度设计，调解与裁决的职责应由仲裁庭独立承担。

一种消费者陌生的争议解决方式，过去几年被部分商家滥用。商家埋在消费合同里的仲裁条款，不知不觉限制了消费者的维权方式，并可能大幅增加维权成本。 有人想退掉网购的300元商品，需先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支付约2.59万元仲裁费。有人仲裁胜诉近10个月，申请退回的课程费、预付的仲裁费仍没到手。 仲裁业内人士认为，消费者的缔约能力和证据保存能力不如企业，用仲裁解决争议，对消费者未必公平，也不是社会资源最佳配置方式。

2023年，全国仲裁机构共受理仲裁案件60.7万件，同比增长27.8%，标的总额11602亿元，同比增长17.66%。 由于机构改革、领导变动等多重原因，中国仲裁协会“尚未有效成立”。此次草案一审稿规定临时仲裁需向中国仲裁协会备案，但因协会尚未正式成立和运作，备案在一段时期内将无法进行。

截至2023年底，已经有406名港澳律师领取了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 2024年司法部将加快推进重点立法项目，推进监狱法、律师法、仲裁法、公证法、司法鉴定法、法治宣传教育法等制修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