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业限制，不能成为企业限制人才流动的套路。规范竞业限制的适用场景，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就业权，促进人才的合理、自由流动。当然，企业的商业机密也应该受到保护，如果员工确实掌握企业的核心商业机密，离职之后就应该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这不仅是合同约定，也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绿色行动不只是营销的卖点，更逐渐成为产品的底色。政府对绿色产品的态度正逐渐从优惠鼓励变成强制要求。“反漂绿”的规则也随之加严，漂绿的代价正从道德谴责转向法律监管。如何既“反漂绿”又不让企业陷入“绿色沉默”，成为关注焦点。 与监管并行，“漂绿”相关的学术研究也越来越多。在近年发表的45篇论文中，研究往往从数据入手，用企业宣传和实际表现的偏差定义“漂绿”。 从投诉到集体诉讼，反漂绿的手段正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多消费者和媒体加入反漂绿行动，他们的关注点更生活化，聚焦服饰、饮料等日用品。

商家漫天夸口，画一个华丽的大饼把消费者骗到手之后，就把对消费者的承诺抛之脑后，是违反商业道德准则的。这样的企业，最终也会被消费者弃如敝履。

面对员工代打卡现象，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员工的道德缺失。制度设计的初衷应当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而非仅仅作为监督和惩罚的工具。 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一个企业开始抓考勤、打卡、看工作时长、弄绩效工资时，这可能意味着公司业务出了问题。

10月警示事件中所曝光的企业违规行为具有代表性，其中不乏安全伤亡事故、虚假宣传、产品质量不过关等典型的履责缺失现象，更有涉事企业多次违法，漠视环境责任。

社会责任是指组织通过透明和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因此，企业社会责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企业要通过创造共享价值的方式让利益相关方共同受益，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应基于长期主义，平衡价值创造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确保相对弱势的一方也可以分享企业发展成长的价值，形成向上发展的商业生态。通过分析外卖行业的价值创造与利益分配，可以看到，在外卖这一多边市场中，外卖骑手创造了劳动价值，劳务公司创造了管理价值，平台企业创造了平台价值。但随着外卖行业的发展，可以看到，平台企业通过优化算法，提高了效率，创造了更大的社会价值，但骑手的单位劳动收入却在下降，这必将导致外卖行业的内卷化发展。要打破行业内卷化，首先外卖平台要从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关注外卖骑手的真实诉求，平衡好外卖平台、劳务公司和骑手之间的利益分配；此外，监管方也可以通过制定订单配送的最低限价政策，为外卖行业可持续发展进行“托底”。

企业上规模以后，大概率会带来体制化，经理人道德风险剧增，股东和管理层利益不一致，催生“好人文化”，给“老油条”提供舒适乐土

互联网大企业应该带头自律，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作为公司，当然是要追求利润的，但是应该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获取利润。除了遵守法律规定，在法律还没有来得及做出规定的新领域，互联网公司应该遵守更高的道德律，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对用户权益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

近日，多家企业被生态环境部通报违法违规，与企业对外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形成鲜明对比。面对企业将社会责任报告看做宣传工具，回避负面信息的披露，应当从自律和他律的角度共同增强报告的真实性，避免让报告成为“企业违背道德承诺，进行误导性宣传而受到法律制裁的自述证据”。

除非你每次都可以直接接触到企业的拥有者或者最终决策人，否则作为中间层级的职业经理人，在动用企业预算的时候，只能以企业核心利益甚至是对业绩标准影响为准则，这不是一个道德和情怀的问题，而是一个职业精神的正常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