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龙一直是童书和展览的热门选题。但恐龙画和模型很少被视为作品，各类机构使用恐龙素材时也容易忽略版权问题。少有人关心恐龙是怎样被创作出来的。 2025年，PNSO启动“小恐龙不服气——小人物如何应对大企业侵权”的维权项目。目前已发起了10个诉讼。 李青计划在PNSO打完100场官司后策划一个展览，希望自己的维权最终能推动法制的完善。“无论成败，这100份判决书都将是记录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历程的文献。”

面对有限的社会资源，公益机构表现出明显的品牌化趋势。差异化是公益品牌的关键，信念是公益品牌的核心。通过确立信念、保护知识产权、打造识别系统、做好内外品牌传播，最终实现公益品牌的使命——品牌良知。

在著作权领域，“碰瓷式维权”的主体被称为“版权蟑螂”，即基于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也称传来取得）的作品著作权,以诉讼相要挟的方式进行版权运营,以牟取不正当利益。 学术界也有观点认为不应将维权行为“污名化”，立法初衷是保护知识产权，但实践过程中难以避免被滥用。这不仅仅是字体版权的问题，也不是单一国家存在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一个退单里，我们啥都没干，平台会扣手续费、推广费。” “以前小二还会打电话确认，现在是机器人直接处理了。” 羊毛党批量提供的交易单正好能够帮团购顺利成团，“只要平台在，我们就一直在”。 “要停止内卷，先要从知识产权保护入手。”

知识产权法律，谈的是利益。某种程度上，它维护的是商业、市场的运行，保护的是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利益，所以，它的程度是有限的。专利与版权，都是有保护期限的。那么，在考量知识产权与公众自由之间，就应该有一个权衡，不能一味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减损大众自由。况且，正如前面所言，几张图片并不损害实际利益。

“欧洲那边艺术界也看到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和力度，对于中国树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形象起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叶永青侵权案判决后，南方周末记者尝试联系多名业内人士，绝大部分人不愿过多讨论，有人顾虑“得罪人，得罪四川美院”，一位策展人回应“感到很难参与，他曾经是对我们很好、很受尊重的长辈，但整件事和回应方式都令人不能接受”。

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超出了很多中国上市企业。 受访外资企业认为，中国研发中心的主要优势体现在产业生态、规模市场和创新环境。 外企研发中心选址，考虑的首要条件是人才资源，其次是营商环境和产业集群。 知识产权保护，仍是他们的重要关切点。

以“AI换脸”为例，“平台强制标注”的技术补丁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建议；就知识产权问题，欧盟《人工智能法》的协议要求ChatGPT披露其用于开发的受版权保护的材料，美国版权局宣布“纯AI生成内容不受版权保护”，这都是很具针对性的立法实践；而在“AI诈骗犯罪”已出现之际，如何像打击电信诈骗一样打击黑科技骗子，也是立法监管的重头戏。 （本文首发于2023年6月15日《南方周末》）

四川金象公司先后提起5次诉讼，历经3次管辖权异议诉讼、5次专利无效行政诉讼、22次立案、35次开庭和2次专利权属纠纷诉讼后，迎来转机。 该案件入选最高法2022年知识产权法庭典型案例。公开通报中，最高法指出，法院保护了原告方中外合资企业和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传递了对内资和外资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