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从早期原始的社神土地信仰，到近世的地方城隍信仰，其脉络都是地方人群以及共同体与土地神祇之间的一种信仰联系。但其中的演变也颇为明显，从早期巫术色彩浓郁且有肃杀之风的社神信仰，演化到崇尚有功之人为土地神，祈求五谷丰登的儒家文化土地神官祀信仰，再演化到近世那些伴随着商业繁荣形成集镇背景下的众多城隍，其含义与精神色彩变化甚多。但也有一以贯之的元素，那就是社神和土地也好，城隍也好，他们都是凝聚和保护一个区域内人群与共同体的神祇与象征。而在历史上为人们作出贡献的人物，死后也往往受到尊敬，最终成为农神或城隍，继续守护着一个个地方、社区小共同体，保护农业或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欧洲甚至到中世纪，其内部的战争，仍以“贵族战争”为主，那时的欧洲贵族之间大多有姻亲关系，所以相互之间下手并非总是那么狠毒，这点与儒家文化的“亲亲”有相似之处。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8日《南方周末》）

这么看来，广场上的大妈大叔们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维新”儒家文化的“历史责任”。

诸子百家的时代，是中华文化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之一。其形成的各门各派思想，尤其是儒、道、法等流派，不仅深刻影响了华夏的治理秩序，也与后来的佛教思想一起，构成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底色。

道统高于政统，这是中国传统。儒家还有一个强烈的以德抗位的传统，德和位是不一致的，有德者未必有其位，有位者未必有其德，有德的人应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敢于和权势作斗争。

2001年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张祥龙教授提出了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想法。12年过去了，可行性有多大？张祥龙称，“总的思想方向没有根本变化”，儒家文化保护区“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他认为，儒家特区就是公天下。

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主导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就是因为它把天理放在王法之上。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就是自然法。儒家的“礼法”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这是儒家与法家最大的区别。

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转型社会中，台湾较之香港、新加坡被认为民主、自由程度较高，而法治程度较差。士兵洪仲丘被虐致死一案，再一次暴露了台湾实现法治的距离。

国学之美就是国学之善，也可说是国学之真。孟子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就是爱心。儒家文化告诉我们，爱是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