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办法是进入公共记忆，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受到公众跨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尊敬，这庞大的愿力可以让逝者的魂力得到极大的补充，成为儒家所称的浩然之气、正气，获得“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的力量。 同理，青史留名，如果是美名，有助于灵魂长存和壮大，如果是恶名，则万民的咒诅会促进灵魂的消亡，让灵魂受苦。这才是古代儒家士大夫不怕死的道德根源，这才是皇帝害怕史书的关键因素。

对绝大多数律师而言，本人受当事人雇佣，为当事人辩护、争取最大利益，就是律师的工作范围与职业伦理。如果公众把律师这门职业往其它方向上拔高、打光，无疑会形成错误的认知，从而内心对律师有超出工作范围与职业伦理的道德要求。故而，还是应该让公众对律师职业内容有正确认知，这样就会破除很多人对律师不切实际的幻想与要求，也有助于降低律师面临的职业风险。

由于医保基金被认为是“国家的钱”，公众更容易从自身利益和道德高度出发，要求提高医保报销比例，将更多疾病尤其是治疗费用高昂的罕见病纳入医保，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医保支付压力。

有法谚说，“法律不外乎人情”。当然，这里的“人情”，并不是托关系走后门的徇私情，而是指发于人性的人类共同道德感情及民情秩序，本质上是自然法与习惯法。法律的制定、执行，都应该依托于人情、天理，而不应脱离于此，更不能相悖于此。不少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公众极大的反对声音，就是因为机械执行法律条文，或滥用自由裁量权，而有悖天理人情。

与其他公共部门类似的是，妇幼保健院也很容易成为“监守自盗”的敏感地点。原因在于，它们都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但其非营利性与利他性却与“经济人”的属性相斥。从事公共事业/投身公共服务的自然人，有时会很难抑制住“自利属性”，“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一旦道德自律的堤坝溃决，他们很容易利用乃至消费公众的同情心，将一项公共事业变成“体制化”的生财机器。

今天的明星必须遵守这个社会的道德要求及各种明规则、潜规则，以符合公众对其的人设期待，恐怕是一条基本定律，也是明星立身立业之道。某些事情绝对不能做、某些底线绝对不能破，做了破了那就是不定时炸弹，会把千辛万苦积攒的声誉、树立的人设炸成齑粉。

韩国总统大选呈现出“两强相争，一人直追”的态势，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影响本届总统大选。一份首尔大学2021年对公众社会满意度的调查显示，58%的韩国年轻人对社会现状处于“长期愤怒”状况，主要是因为“执政党的不道德和腐败”。

探求社会问题需要科学规范的方式方法，用简单的形式甚至是埋设陷阱的办法，得出的结论是毫无意义的。

桑德尔：从很多方面看，法治都极其重要。它可以防止专制，也可以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法律是由人设定的，有时它也反映了人类的不完美。随着时间推移，法律会反映出公众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设计出一套在道德上靠得住的社会机制——包括市场和科技机制——是如此重要，这能帮助共同体成员提升自己的观点和德行，从而建立起正义的法律和良善社会。

抢尸体！每个死因成谜的事件中，这只是乱的开始。马跃坠亡地铁事件单纯许多，但仅因一位女法医的观点，就引发民意对专业群体的道德和信誉批判。或许，比讨论王雪梅是否靠谱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公众习惯性地怀疑专家不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