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该要成为一个有非常稳固的情感连接的支持网络。” “一开始做项目时，我们就明确，不做那种极度概念性的艺术，这离他们很遥远，我们先把艺术门槛降到最低，做一些他们能看得懂的艺术。”

数字遗产并非中国的法定概念。其可分为财产性的“死者虚拟财产”和人格性的“死者个人信息”，两者适用截然不同的法律规范。 数字遗产之所以牵动人心，就在于它模糊了财产与人格、生命与记忆、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但如何在法律上回应数字遗产，国际和国内并未形成共识。

从“糖果自动贩卖机”式的骨灰盒到混着死者DNA的记忆玻璃，从骨灰画像到骨灰烟花筒……在美国，个人主义、环保意识与科技驱动的体验经济正在改写人们对死亡的认知，殡葬业的变革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遗体处理方式、葬礼仪式和纪念品的多样性，既蕴含着人对个性的追求，也体现了人在死亡面前的“不平等”：“在死亡后，如何处理遗体以及允许哀悼者如何纪念或对待死者，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在阶级、性别、年龄、宗教、种族和信仰方面存在的所有不平等。有时，就像美国穷人没有‘权利’获得公共资助的葬礼一样，死者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比生者之间更大。”

30年来，尹秀珍不断收集来自不同国家的无数人的“经历”（旧衣服）创作，承载个人记忆的旧物经由她的组合拼贴，勾画出一幅幅时代更迭中的集体剪影 “她的作品跟公众的关系是平等的，而非高高在上，每双鞋、每件衣服都是亲密性的体现，带有记忆的温度，这才是真正的公共艺术”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历史记忆的最终目的在于让我们了解，面对苦难，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它们呈现出生命的韧性和智慧，才是更重要的。 五四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对中国传统那么强烈的、全盘性的批判，与他们在婚姻和家庭中感受到的巨大痛苦难以化解密切相关。

更好的办法是进入公共记忆，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受到公众跨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尊敬，这庞大的愿力可以让逝者的魂力得到极大的补充，成为儒家所称的浩然之气、正气，获得“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的力量。 同理，青史留名，如果是美名，有助于灵魂长存和壮大，如果是恶名，则万民的咒诅会促进灵魂的消亡，让灵魂受苦。这才是古代儒家士大夫不怕死的道德根源，这才是皇帝害怕史书的关键因素。

或许，这种低价值的公共资源的悲剧，最终解决方案只能依赖民众经济能力与文明素质的普遍提高。总体而言，没有饥饿记忆的人，收入较高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其行为表现也会改善。

他们能做的事情已经不多了，大面积拆除是既成事实，除了想保留最后的这一小片老城，他们还希望规划单位做好老城记忆的规划。“能不能把仅有的文化资源拿出来，改造成公共空间，让老百姓能够保留一点城市记忆，知道历史上的宁海是怎么来的？或者建博物馆，把我们这么多年收集的资料和建筑物的构件都放进去，让后人看看原来的老城是什么样子。”杨雨说。

当城市的文化传统融入到建筑景观、公共空间中，那些承载了历史与文明的建筑形式、空间尺度和生活方式，才能唤起居民的记忆，引起他们的共鸣，产生文化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