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诉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强制措施是刑诉法修改的焦点、难点、争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修改的方向性问题：强制措施是公权力主导的措施，还是要更注重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这个案子最后这样判，它在涉家暴案件中应该也会是非常有影响力、非常典型的案例，会对未来类似案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需要公权力机关突破“家暴是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受害者平均被家暴35次才选择报警，可见受害者在其中会有多少纠结。 在近两年，不少家庭暴力案件都是罪轻化处理。公众担心“家庭”这把保护伞会弱化对这类恶性案件的处理。

不是谁拍视频谁有理，虚假指控、无理闹三分，视频反而会成为自己违法的证据。这起事件应推动社会建立共识，那就是在纠纷出现之际，应严惩这类“怼脸拍”“抢先画像”的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人格权利，不至于在公权力还没定分止争的时候就先接受一轮人格谋杀。

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应该明确公布，是哪条法律、行政法规授权其大规模采集公民DNA信息。如果没有法律法规依据，那就是违法行为。 DNA信息当然属于非常重要的生物识别信息，也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公权力在处理如此敏感的个人信息时理应谨慎以对，依法行政。

公职人员应控制自身的权力欲，容忍一定程度的批评，保持必要的谦抑性，谨防“权力小小任性”。

在消费维权纠纷发生之后，不仅消费者应当优先通过这些途径维权，经营者也应该先从这些途径解决纠纷。即便是消费者在网上公开指控，“事情闹大”，双方的纠纷解决也理应“桥归桥，路归路”，透过民事纠纷的框架来判定公开指控的真实性，进而要求相关方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面对消费维权纠纷，公权力应保持谦抑性，不应贸然“公亲变事主”。

要想真正维护外卖快递行业的交通安全、保障各方利益，权责相符好过权责失衡，正向激励好过以罚代管。公权力若想约束骑手遵守交规，增进公共交通安全利益，还应评估“交通安全码”的适法性，谨慎评估类似的准从业禁止制度是否合理。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力图依赖行政公权力为评级公信力背书的“计划思维”，因为这在当前既不必要，也不可行。

“大众刻板印象中，或许以为被精神病主要是公权力送医或者谋财出轨家庭送医，但通过上百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主要是家属送医。” 有学者注意到，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相关争议案件大幅减少，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回升趋势，与既往涉及治安稳定等因素不同，近年主要围绕当事人是否具有危险性。 相较于法学界人士对人身自由权利的关注，医学界更为关注患者的健康权。“我们认为，患者的健康权也非常重要。” 一名学者建议，可效仿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设置专门的医学法庭或者类法庭的司法机构，纳入医学专业人士，以规范非自愿入院，最大限度保障就诊者合法权益。

在餐车这样一个没有显规则的公共空间，公共秩序的维系，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习惯性规则，比如先到先得。其二，道德约束。公共道德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与规制。第三，部分人的善举可以消弭冲突，促进和谐。第四，公权力可能介入，维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