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运输及物流局统计，香港的士司机的平均年龄为58岁，其中60岁以上的持牌的士司机超过11万人，约占整体的55%，70至79岁的的士司机亦有约3万人。 他们大多是自雇人士，没有退休金，没有稳定的养老保障，在公共交通的挤压、网约车的冲击、高昂的生活成本之间，把自己的暮年，绑在了小小的方向盘上。 ​“在香港，退休从来不是按年龄划分的，是有钱才能退休。”“我不指望子女给我养老。”方海生说，这是香港大多数高龄司机的共识。

不妨考虑将长护险做成个人账户，让参保人有意愿与动力用好这笔资金。除此之外，鼓励家庭照护，倡导个人及家庭养老，让社会化护理作为补充而非全解，方能补全老有所依的拼图。

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为，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水准，要关注农村高龄老人群体。 张翼认为，目前这套保障制度整体较完善，但一些农村高龄老人却因没能力缴费或超过缴费年龄，难享受制度保障。

如今养老问题不仅仅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在焦虑，五六十岁的子女在焦虑，二三十岁的晚辈也在焦虑。所谓“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确实是现实写照。 建议尽快建立母亲养老金制度。这一建议的核心是生育女性在养育子女的时期内（可以定为两年）不必缴养老保险费，但将其视同缴费。

我认为，教育和住房对于新就业形态群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养老保障问题。 消费者也要转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所有的算法最后如果受制于消费者的苛刻要求——比如一超时就投诉，不是说不要投诉，而是如果不顾及天气不好、小区爬楼、小区地形复杂等劳动环境，不分情况地去投诉，就会对劳动者产生压力。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关注焦点。就这一群体的权益保障、城市融入与治理难点等话题，南方周末推出专题。其他报道详见文末“相关文章”）

城市中心的普惠型养老机构“一床难求”。 从业者普遍“高龄、低薪、低学历”，行业面临“有人干、没人会”的窘境。 当前老年人多为“未富先老”的一代，收入来源单一，持有资产多为房产，缺乏现金流支持。 大力发展“银发科技”，以技术红利弥补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