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八年来做过将近70次化疗、换了9个方案，直到全部失效。 疾病放大了她的感官，现在，几乎每一天，她都会感受到细微而深刻的情感。

尽管书中写下橄榄、柑橘、卤鹅在内的种种岭南风物，陈思呈本人却与故乡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她将故乡称为“吾乡”，带着浪漫与怀旧的气息。

杜拉斯曾说，倘若连母爱都已缺席，人生便有了理直气壮崩塌的理由。她始终深陷于强烈的情感缺失之中，母女关系的裂痕更是成为她一生的写作母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她拥有书写的话语权，她对母亲的描绘或许并非全然公允。我们只能听到杜拉斯的叙述，却听不到她母亲的声音。

在本内特小说《19号收银台》中，叙事者的男朋友不太喜欢她的写作，把她的作品烧毁了。她年轻时惧怕读女作家的作品，因为怕触碰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疯癫，于是有意地让自己与男性世界建立联系。后来，她慢慢有勇气探索自己内部的女性能量。 如今，本内特也不再因为“不够主流”而自我批判，她允许自己不写情节和人物，允许自己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不工作。她想要在作品中探讨和表达“游离的自我——流动、奇特、模糊的存在”。

“没有故意去写一个时代，比较自然，可能自我剧烈变化的那一段时间确实过去了，后来内心的波动没有那么强烈，因此可以更多地听到外面的声音。人在一个剧烈的自我变化的时候，很多的时间都是在挣扎，外面的东西常常会听不到，因为没有那个余力。”

作为一名被上世纪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深刻塑造的女性，考德威尔反复叩问这场运动对她的意义。她将女性主义称为“名为理智和自尊的脚手架”，是这台脚手架帮她“把控人生路上一切可怕之处”。她也注意到当代文化对女性主义的简化，那种将痛苦浪漫化的叙事，她称之为“勇士兼殉道者心态”，一种“对女性有着截然不同诱惑力的自毁的流血运动”。

部分文学期刊被一些掌握文学资源者长期霸占。很多写作者十年磨墨，热血渐凉。幸运的是，在传播介质发生变化的今天，社交媒介成为新的写作阵地，让大量草根创作者重新获得被读者看见的机会与空间。

我知道笑敢兄的提点和鞭策是对的，叶秀山老师也对我说过要多写，说写作是我们显现自身存在的方式。可是我天生小猫钓鱼的性格，实在是辜负了他们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