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阳军看来，一些政府部门日常工作较多，而且担心“万一说不好，触碰红线”，会出现“没有意见”的情况，而老百姓与政府部门不同，“有什么就说什么”。 在讨论如何对临洮县人大常委会这些与省级地方立法机关保持密切联系的基层单位命名时，有工作人员建议借鉴甘肃省和一些地方在20世纪90年代设立扶贫工作联系点的做法，使用“立法联系点”这个名称。 在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征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意见时，讨论就很热烈。参会的农民和村干部，在“会场上都要吵起来了”。这部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的法律，涉及股东成员的资格认定。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不在农村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是否能享受集体经济分红。 经过近 10 年发展，众多基层立法联系点目前面临一个共性的问题，“如何让基层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一直保持新鲜感，有很高的参与热情？” （本文首发于2024年3月7日《南方周末》）

龙港农民交公积金的实质是：一个沿海富庶地区有那么一群人，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好，称农民也好，其实只是一个身份标签，以冯氏夫妇为例，他们或经商，有办厂，本来就有“相对稳定的还款能力”，如今交半年少量公积金就能获得相当于缴费百倍的低息公积金贷款。站在公积金贷款机构的角度看，他们本来就是优质的借款人，如今通过交公积金可以定向获得低利率融资资格，并定向用于买房、修房或装修。

在陕西省南部的秦岭腹地，由于山大沟深，地少人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地很多农民前往河南、山西等地的矿山打工，条件简陋的小矿山工作方式粗放，农民们赚钱不多，却染上了尘肺病。公益组织近年来在当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尘肺病人聚集地，如有一百多名尘肺病人的陕西镇安县柴坪镇向阳村。南方周末聚焦这个小村落的尘肺病人，而更多离开的尘肺病人的名字，已化为尘埃。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2日《南方周末》）

医护工作者、农民、快递外卖小哥等群体的行动力，在本次抗疫中表现出众。同时，组织机构积极参与抗疫，捐赠总额和执行能力均呈现出不俗表现。 通过研究发现，只捐款不执行者有之，公益信息发布不畅者有之，自媒体账号充斥假新闻者有之……一些沉积已久的老问题没能得到解决，一些新问题开始涌现，并不断稀释公众对中国公益的信任。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6日《南方周末》）

8月1日，五部门共同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人民法院、工会、企业代表组织要采取统一行动，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调解结案难、调查取证难、裁审衔接难等问题，完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相互协调、有序衔接的多元处理机制，依法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近十年来，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不止一个社会组织和农民合作社尝试在扶贫或文化传承项目里引入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手艺的特色产业，但他们面临很多问题。 “政府的扶贫力度前所未有”，何博闻近年走访云南、贵州的村寨，“我们培养的第一批‘绣娘’已经成老婆婆了”，而新生代“绣娘”并不愿意一天8个小时坐在一个位置做同样的事情。

在河南邓州，46岁的农妇张海新成立了农民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一年里，“组织”假借市政府乃至“中央”名义，多次向村委会乃至开发商发出“红头文件”，以阻止他们的占地行为。“红头文件”比法律管用？

不少科学家认为，培育并推广节水型转基因作物是解决非洲饥荒的一条捷径。但是受欧洲环保组织“反转”舆论的影响，许多非洲国家政府拒绝为转基因作物开绿灯。目前，仅有苏丹、埃及、布基纳法索和南非这四个非洲国家允许本国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

这个春节，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上游到东线工程的微山湖，从甘肃农村的地窖到上海浦东的水龙头；从农民工到大学生，从医生到环保工作人员——这些担忧水质的人参加了南方周末联合环保组织创绿中心发起的“回乡测水”活动。

综合农协这种农村社会经济组织方式，20世纪诞生于日本，并迅速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全面推广。综合农协的组织方式在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实行呢？在山西永济市，有一个自1998年设立的农民合作组织，历经15年，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不输于日韩台的大陆本土的综合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