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比例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从2016年前后的不足6%、2017年的6.3%、2018年的7.5%，逐步提升至2022年的20%以上，近年来维持在接近20%的水平。

世人苦网暴久矣。应该通过制度和技术的改进，大幅度降低起诉网暴者的门槛，简化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尽可能维护受害者权益，打击网暴违法犯罪。 “大衣哥”刑事自诉网暴者，赢了，他还计划起诉另一个网暴者。更多网暴受害者，也应该能更顺畅地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2024年前三季度共办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15.9万件，其中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反向衔接案件9.5万件，占比近六成。 所谓“行刑反向衔接”， 是指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认为被不起诉人需要被行政处罚的，应移送行政机关处理。 目标本为堵漏，防止“不刑不罚”。 但过度追责同样有害，陷入“没入罪必罚”的误区，催生大量不必要的行政处罚。

目前，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已正式启动。可以说，这个议案中提出的意见建议得到了完全采纳。 如果在生态环境检察工作中，依然各干各的，互不来往，就会出现应该在行政、民事、刑事检察工作中发现的公益诉讼线索发现不了，或者发现了线索但在办案过程中因证据收集、起诉准备等不协同而影响案件办理的公正与效率。

本案中翟欣欣提出的调解请求，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不应被接受。既然翟欣欣已被刑事立案，那么苏享茂家属有权起诉到底，维护受害者利益；公权力也有必要继续追查翟欣欣身后大概率存在的诈骗团伙，严惩这些利令智昏之徒，同时找出其他可能存在的受害人，敉平他们的伤痛，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观。

两起造谣事件之所以败露，都是因为事出偶然：刘某慧虚构性侵的真相，靠的是同伙“良心发现”才大白于天下；此次武志红迅速得脱冤屈，也是因为有人恰好发现了“聊天记录系搬运”。 “性侵性骚扰取证困难”异化成借口：“因为取证困难，所以不能要求我举证”，这是对“谁主张，谁举证”法治原则的侵犯，让被指控者陷入了自证清白的境地。 司法机关有必要加大执行力度，严肃追查涉事者的刑事责任，以诽谤罪起诉涉事主体，让造谣者付出必要的代价，如此才能有效抑制网络上此起彼伏的造谣诬陷之风，保护好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能避免“狼来了”的悲剧上演。

特朗普被贴上了一个新标签——“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刑事起诉的前总统”，而这成为竞选团队新的宣传噱头和筹款契机。 “特朗普潜在的刑事诉讼案均由不同层级的检察官负责，纽约市、佐治亚州或联邦政府，它们的调查取证都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独立进行的。” “不论特朗普是被起诉，还是被定罪，都不会影响他参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南方周末记者以“主播、打赏、赠与”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与女主播、榜一大哥关联度较高的有71份，另以“主播、打赏、诈骗”为关键词检索则有441份刑事判决书，案情多样。 民事纠纷案件中，缘起主要是直播观众一方希望撤回打赏，因而起诉主播或直播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的上诉方为男用户妻子。 能否撤回打赏款仍是争论，各地法院亦是判罚不一，甚至同个官司一审二审都存不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