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认为，涉案女生存在虚假叙述，不意味着她对其余事实的陈述均不属实，她的其余陈述最终被法院认定能与证人证言互相印证，也能与其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告知同学、老师、家长等事实相符。 二审辩护人称，法院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是涉案女生的陈述，现有在案证据难以证明马某有犯罪事实。 郑子殷称，审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法官可以运用的原则，是内心确信原则，其体现在对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上。 《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提到，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了非亲历不可知的细节，并且可以排除指证、诱证、诬告、陷害可能的，一般应当采信。

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试点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成熟的经验，可以为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全覆盖工作提供借鉴。

律师在刑事案件中因委托人的不同而具有不同身份，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时为辩护人，接受被害人委托时为诉讼代理人。 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委托律师的权利。相比之下，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就能获得法律帮助。 （本文首发于2022年6月9日《南方周末》）

自2018年起，湖北黄石、上海崇明、浙江金华、江苏泰州等地陆续开始了刑事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试点工作。 金华浦江县检察官陈明南：在没有法律援助律师参与的情况下，“我们说的内容，犯罪嫌疑人更多的是怕，不是真正理解，但律师作为第三方，会让犯罪嫌疑人感觉更可信，更有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院长吴宏耀：各地陆续开展刑事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探索，和检察机关一系列改革有关。

中国重罪案件占比从1999年的19.6%下降至2019年的2.7%，八类严重暴力犯罪自2009年以来呈现“十连降”。与之相比，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占比从1999年的54.6%上升至78.7%。

据学者吴宏耀统计，2014到2016年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255个由最高法复核的死刑案例中，有律师参与的仅22例，占比8.63%。 学者顾永忠：最终通过的条款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一方面肯定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各地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灵活的做法提供了依据。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日《南方周末》）

全国律师群体有36万多人，其中刑辩律师10万人左右，但全国一年的刑事案件在110万件左右，“要想通过值班律师解决刑事案件的辩护全覆盖问题，其实律师资源非常紧张”。 传统的法律援助和值班律师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传统的法律援助是为某一个案件的某一个嫌疑人服务，而值班律师只是在值班时段内，为不特定数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临时性法律帮助，其服务内容是有限的。也正因如此，后者才能够为更多人提供帮助。

最高检第一次为纠正疑似冤假错案，向最高法提起刑事抗诉。除了辩护律师，公诉人也一直在论证陈满无罪，“法庭辩论从未如此和谐，真可以载入史册。”

“让律师在法庭上享有言论豁免权非常重要。这是律师独立辩护的必要条件。如果这方面无法得到保障，律师们可能逃离刑事辩护甚至诉讼领域，更多地转向非诉业务。”

朱明勇：北京市中关律师事务所律师，专门从事刑事辩护业务。2013年3月26日，其代理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再审改判无罪。“如果都只是忙忙碌碌地做一些普通案件，那律师便成为一个普通的职业。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