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司法策略内含的“权衡”逻辑，是对形式规则的明显“超越”，既不可能兼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和谐，甚至还有酿成冤错案件的现实风险。

并非所有婚前同居者都会被认定为“家庭成员”。不论是牟林翰案还是马某某案，案例介绍中都提到双方有谈婚论嫁的准备。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袁国何：按照民法典，完成结婚登记才算是确立婚姻关系。 而刑法认定重婚罪的一般情形，是某人结婚后，又和另一人以以夫妻名义同居，形成事实婚姻。 ​反家庭暴法对“家庭成员”的界定，已超出民法典所规定的范畴。如果刑法对虐待罪犯罪主体的解释不作出更新，就会出现对受害者保护不足。

“如果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那么监狱罪犯的待遇就是刑事司法的良心。” 监狱法，除了包含服刑人员管理的实体与程序，还囊括监狱的组织管理。这决定了它既属于行政法，又具有刑事法的性质。 目前实践中确实存在把刑期较短的罪犯放在看守所执行的做法，但这未必科学

“婚姻中的女方过错，如果符合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可能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在杀子这种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中，该情节对量刑的影响通常有限。” “男方虽被认定为应激障碍，但对杀害子女的性质和后果有清晰认知，仍能控制自身行为，故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原一审庭审中，辩护人曾申请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被一审法院拒绝。但二审法院曾通知6名被害人出庭。二审庭审笔录显示，6名被害人表示自己未被强迫。 与刑法中明确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同，恶势力没有具体的罪名，也没有单独的刑罚适用。那么，一旦被认定为恶势力，会对被告人产生何种影响？

司法机关应严厉打击伪造学位证书，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追究刑事责任。立法机关也有必要修改刑法，将伪造毕业证书也定为犯罪。如此可让伪造学历学位者受到严惩，而不只是撤销学历学位、收回应聘职位而已，可以进一步威慑心怀侥幸之人，捍卫社会诚信体系，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与学术声誉。

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刑期，比如法定刑3-10 年，可以从轻判3年，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刑。而特殊减轻制度中减轻处罚，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俗称“降档量刑”。 刑法中这条旨在保留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特殊减轻条款，在现实中却因重重因素制约成为“沉睡条款”。

有句话叫“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也有句话说“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法院工作必须既要讲公正，也要讲效率。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法院来说，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不仅需要我们立足工作实际，构建起符合审判规律与案件特点的工作机制，还需要与相关部门、单位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虽然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拒执罪，但是从全国法院的情况看，拒执罪判例少之又少。 如果追究恶意代持人的刑事责任，根据隐匿执行标的的大小给予实际刑罚，有助于大幅降低第三人恶意代持的情况。 拒执罪也有自诉案件，但当事人经常会遇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情况，导致自诉案件立案难，追诉更难。

2024年1至11月，检察机关纠正侦查活动违法31.1万件，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等犯罪，依法立案侦查1627人。 20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召集了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和司法部的相关人员，对“指居”制度进行了专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