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确入罪门槛时，多次提到“医疗领域”。而十年前的司法解释只是列举了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领域行贿，并无“医疗”两个字。 据刑法及此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本就涉嫌犯罪。解释二只是将近年来医疗领域行贿受贿方式的新变化纳入惩罚，并明确了入罪门槛、量刑标准。

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构成。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形成后，法律部门增至8个。 在生态环境法部门出现之前，中国所有法律部门都已形成较大规模，不少部门由于吸纳了太多与本部门基本法律关联不大的法律，导致部门法间的归类重叠、交叉，界限模糊。

教学时，面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高铭暄表示：“如果说得有道理，我还是尊重人家自由的学术观点，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真理越辩越明。”

这种司法策略内含的“权衡”逻辑，是对形式规则的明显“超越”，既不可能兼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和谐，甚至还有酿成冤错案件的现实风险。

并非所有婚前同居者都会被认定为“家庭成员”。不论是牟林翰案还是马某某案，案例介绍中都提到双方有谈婚论嫁的准备。 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袁国何：按照民法典，完成结婚登记才算是确立婚姻关系。 而刑法认定重婚罪的一般情形，是某人结婚后，又和另一人以以夫妻名义同居，形成事实婚姻。 ​反家庭暴法对“家庭成员”的界定，已超出民法典所规定的范畴。如果刑法对虐待罪犯罪主体的解释不作出更新，就会出现对受害者保护不足。

“如果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那么监狱罪犯的待遇就是刑事司法的良心。” 监狱法，除了包含服刑人员管理的实体与程序，还囊括监狱的组织管理。这决定了它既属于行政法，又具有刑事法的性质。 目前实践中确实存在把刑期较短的罪犯放在看守所执行的做法，但这未必科学

“婚姻中的女方过错，如果符合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可能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但在杀子这种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中，该情节对量刑的影响通常有限。” “男方虽被认定为应激障碍，但对杀害子女的性质和后果有清晰认知，仍能控制自身行为，故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原一审庭审中，辩护人曾申请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被一审法院拒绝。但二审法院曾通知6名被害人出庭。二审庭审笔录显示，6名被害人表示自己未被强迫。 与刑法中明确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同，恶势力没有具体的罪名，也没有单独的刑罚适用。那么，一旦被认定为恶势力，会对被告人产生何种影响？

司法机关应严厉打击伪造学位证书，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追究刑事责任。立法机关也有必要修改刑法，将伪造毕业证书也定为犯罪。如此可让伪造学历学位者受到严惩，而不只是撤销学历学位、收回应聘职位而已，可以进一步威慑心怀侥幸之人，捍卫社会诚信体系，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与学术声誉。

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刑期，比如法定刑3-10 年，可以从轻判3年，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刑。而特殊减轻制度中减轻处罚，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俗称“降档量刑”。 刑法中这条旨在保留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特殊减轻条款，在现实中却因重重因素制约成为“沉睡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