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减假暂”审查案件32.8万余人，同比上升6.3%，其中受理假释审查案件1.9万余人，同比上升21.5%。

近5年来，有五百余名家暴犯罪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占比从2021年的90%以上降至2025年的不到60%，虐待罪、遗弃罪等罪名占比扩大。

对于被告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司法鉴定结果，公诉方、被告人的辩护人及专家证人都表示认可，被害方代理人表示反对。被告人自称没有精神病，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合议庭决定延期审理。 贾西津强调，法律豁免的是发病状态下的行为，而不是精神病人的身份。陈碧介绍，精神病患的言行不受理性意志支配，不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他们不理解自己为何被抓、被判、被杀，刑罚的威慑力无法发挥作用。

原一审庭审中，辩护人曾申请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被一审法院拒绝。但二审法院曾通知6名被害人出庭。二审庭审笔录显示，6名被害人表示自己未被强迫。 与刑法中明确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同，恶势力没有具体的罪名，也没有单独的刑罚适用。那么，一旦被认定为恶势力，会对被告人产生何种影响？

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刑期，比如法定刑3-10 年，可以从轻判3年，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刑。而特殊减轻制度中减轻处罚，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俗称“降档量刑”。 刑法中这条旨在保留法官自由裁量空间的特殊减轻条款，在现实中却因重重因素制约成为“沉睡条款”。

虽然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拒执罪，但是从全国法院的情况看，拒执罪判例少之又少。 如果追究恶意代持人的刑事责任，根据隐匿执行标的的大小给予实际刑罚，有助于大幅降低第三人恶意代持的情况。 拒执罪也有自诉案件，但当事人经常会遇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情况，导致自诉案件立案难，追诉更难。

从刑罚目的看，对极端案件犯罪人适用死刑的刑罚效应非常有限，既没有特殊威慑的条件基础，也缺乏一般威慑的社会价值。 对此类案件及其犯罪人应该开展更为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针对此类案件的更为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和个体干预方案。这可能比“从重从快”“死刑立即执行”更有价值，也更为重要。

每当我看到受害者或加害者亲属的面庞时，我总会忍不住地想，刑罚既无法消灭冲突产生的原因，也无法疗愈弥合家族与家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裂痕。

现在更多的是只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买方责任很少触及或轻微触及，这样不利于遏制买方市场，也不利于从总体上提升犯罪成本。 收买的目的也不一定单纯。收买之后，让孩子从事苦役、街头卖艺、行乞、偷盗、抢夺等违法犯罪活动也是存在的。 没有从严，则从宽无意义。有人会担心，增加对买孩者的刑罚会影响被拐卖儿童的解救，导致解救受阻。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这起“高空抛物判死第一案”显示，唯有继续加大执法力度，落实刑罚的威慑力，以科技手段锁定嫌疑人，事先摸排管控类似本案中周某这样的“五失人员”，方能更好地治理“高空抛物”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城市顽疾。有效预防胜于事后追责，加强威慑方能防微杜渐，不能等造成严重后果乃至出现人员伤亡了才行动。既然现行立法已经确定了“高空抛物罪”属于行为犯，治理这一顽疾就应借鉴处理酒驾醉驾的方式，及时扑灭危害公共安全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