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栋梁的工作经历就能折射出学龄人口的变化——他先是考到小学部当副科老师，当时小学一年级有二十多个班，第二年就只剩下十多个班；教了一年小学后，由于缺少初中老师，又被调到初中部。 尽管教初中数学得心应手，但高中数学的难度毕竟不同。刘敏学的也不是数学专业，她用“赶鸭子上架”形容这次调动。

所谓“作业熔断机制”，即小学生至晚上9点20分，初中生至晚上10点，高中生至晚上11点仍未完成作业的，可以停止做作业，及时就寝。第二天向老师说明情况即可，未完成部分无需补做。 作业量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不是简单地削减作业量。“首先应该对考题研究到位，然后提升课堂效率，最后才是精简作业”，如果没有做到前两点就砍掉作业量，“成绩肯定是上不去的”。

根据冯喜良2021年的调研，大概有14%的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其中70%左右是主动的，还有30%左右是因找不到合适工作，或在过渡期而“被动”灵活就业。 据2023年5月发布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3届毕业生中，“慢就业”比例从2022年的15.9%上升至18.9%，接近总体的五分之一。 发现灵活就业生活与预期并不相符后，吴宣最终成为家乡的一名初中语文老师。虽然坐班制限制了自由，但她“终于感觉进入了社会链条，不再那么焦虑了”。

匆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劳累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过，相比于之前做小学班主任的经历似乎又有某种解脱感。那时，各种非教学任务几乎每天都有，通过家校群传达给家长 （本文首发于2022年11月3日《南方周末》）

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县域高中约7200所，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 有一所优质初中学校租好了欢送交流教师的大巴车，结果有教师从前门上车，转眼从后门就溜走了。 一位优秀老师到了办学质量更薄弱的榆次八中交流，结果四十多个孩子放弃“择校”，跟着回去了。

在我看来，如此真实而简单的笑容或许在初中生的世界里，已经不多了！父母的唠叨，老师的要求，学习的压力，人际关系开始的复杂，都让这份简单的美好越来越远了。

罗福兴后来会被记者问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在哪一个节点发生改变，可能会让故事的走向截然不同？ 比如，一年级时没有因为外地打工子弟学籍问题离开深圳；比如，初中遇到了更包容他的老师；又或者，有一个更负责任、没有在年少时抛下妻儿的父亲…… ​罗福兴从来不去想这些假设，因为毫无意义，思考的结果只能是“我怎么还在这个鬼地方呢，我怎么还没去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呢？” 何况就算一切顺遂“老老实实读完一个普通大学”，他想自己大概只能“选择一个往死里干”，比如成为来采访他的无数记者的同行，或者坐在城市的某个格子间里，为了高昂的房价焦虑，996加班加点地敲无尽的代码 又有多少差别呢？如今他至少是自由的，哪怕也许只是一种脆弱的、及时行乐的自由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暑假是学生和老师一个难得的假期，但河南省鹿邑县一所包含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实验学校，却因为25吨劣质水泥，而卷入了一场不小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