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AI技术一日千里，人工智能或正在迈入AGI（通用人工智能）的门槛，用AI技术辅助企业决策、审批甚至法官判案，或是大势所趋，有助于做出一致性、高质量的判断，同时抹除个人自由裁量的空间进而消除设租寻租的空间。通过AI技术与算法来反腐、来约束权力，前景广阔，对企业内部的权力来说，对政府公权力来说，都是如此。

法院案例库可以说是实现“类案同判”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由最高法来确定某一类案件的“正确”的裁判案例，作为权威案例进入法院案例库，这些案例一定程度上有了判例法体系下案例的作用。 裁判文书网则可以成为实现类案同判“自下而上”的路径。同类案件的裁决可能有不同，但裁判文书公开之后，引起公众、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的意见碰撞和探讨。“真理越辩越明”，在这样的讨论中，各方对法律的理解也会逐渐趋向一致。

法官法第八条规定，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仿真枪”“玩具枪”“枪形物”作为关键词搜索，共发现五千余件司法裁判案件。另据相关报告，保守估计我国约有60万枪形物爱好者。按照“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枪支认定标准，该群体庞大的枪形物爱好者极有可能涉嫌犯罪。

如果将AI用于判案，人们需要对其有足够的信心。司法AI算法影响深远，其开发者必须是经过公开选择的，其算法必须是公开的，应该经过法律、技术等专业人士的讨论，也要经过更广泛的公众讨论，并达成共识。这个算法不应该是一个无法解读的“黑盒子”，不然，人们无法预期其一致性。

科学与法治，对当代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两者之间，关系又如何？

招聘并善待法官助理，实际是为法官分担办案压力。“只有助理数量充足、专业过硬，法官才能从事无巨细的事务性、程序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在审案、判案中投入更多精力。”

各级法院、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有拒绝任何形式的指示和批示的宪法义务；各级法院组成人员有拒绝出席任何旨在直接影响具体案件审理结果的外部联席会议的宪法义务；法院审判案件均应独立进行，不应事前与检察机关、公安部门等组织协商。

自2012年7月起，福田法院公开选任了35名审判长，每位审判长带着2名普通法官和3名法官助理，以及其他辅助人员，组成专业化的审判团队。 这套机制，试图让审判长们“像一名职业化法官那样去战斗”，审判长集法官与庭长的职权于一身，原则上除了依法应当提请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外，多数案件均由审判长决定，裁判结果不再层层审批，由审判长直接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