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天上撒钱”也会导致“内卷”——开创了“市场设计”这一全新经济学领域的罗斯，用一个比喻说明了匹配机制的重要性。从停车、购物、用餐、就医，到考学、求职、结婚，乃至贸易、战争，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底层逻辑都与“匹配”有关。 谈到国际上通过高压威胁、设定紧迫期限和结构化谈判框架，利用不确定性和谈判杠杆迫使对方让步的贸易策略，罗斯说：“任何长期合作关系，就像婚姻中的伴侣，不可能每天都重新讨论‘谁来洗碗’。真正的长期合作意味着在每一刻都为未来投入，而不仅仅关注眼前的利益。”

对分红险收益上限做出约束，相当于给不具备分红能力的保险公司戴上“紧箍”。 监管部门传递出三个信息：收益必须匹配能力；风险必须管控，严禁透支资本金支付红利；分类分级管理，优胜劣汰。 按新规，理论上有46家寿险公司可不受“限高令”限制，拥有较高的分红水平自主决定权。 “分红险，谜一样的存在”。这是消费者对分红险的普遍感觉。主要原因在于分红险不是独立账户运作，没有类似基金经理的“分红精算师”的监督，导致分红险透明度和公平性成为最大的问题。

对标金融强国目标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使命，我国金融学科教育仍存在重知识、轻文化；重理论、轻实践；重技能、轻规则等一系列与当前中国金融业发展不匹配的短板。 目前我国金融从业人员入职、人才认证考评体系对于金融伦理的考核内容分值权重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金融机构鲜有专门金融伦理相关“把关人”岗位设置。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华尔街发生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后，西方国家即开始关注与重视金融企业伦理。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管理学院）在企业伦理学领域开设了相关的课程。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手段对从业人员的金融伦理认知实时纳入职业注册考评。

由代码构建的App Store与16世纪的尼德兰市场、18世纪的纽交所、21世纪的万达广场别无二致，都是市场，都在努力以更低的交易成本匹配供需。地段再好的线下市场，所在城市的全部人口一般就能构成其流量上限，但App Store等在线平台依托于通信网络与智能设备，理论上的流量上限是全球所有苹果用户。

网购平台的“二选一”、众筹平台的“地推事件”，这些近期频频发生在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中的负面事件，引发了行业以及公众对其社会责任的关注和争论。作为居间方，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到底应该如何界定？监管部门和研究机构又应该为平台型企业履责提供哪些政策指导和理论支撑？在北京工商大学教授郭毅看来，理解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抓住其“公共属性”这一特点，由于平台企业为市场提供了准公共产品，所以理应承担与之相匹配的准公共治理和服务，这才是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内涵。

储能技术是解决可再生能源和电力需求在时空分布不匹配的关键，三位科学家发明的锂电池是储能技术的重大进展之一。其中威廷汉提出金属离子插层材料概念，奠定了电池电极材料的理论基础和方向；古迪纳夫首次提出三种迄今为止应用最广泛的电池正极材料；吉野彰提出第一个充放电锂离子电池模型，最早制造出商业上的锂电池。

这两个教授拿诺贝尔奖是非常恰当的。我看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是强调他们做匹配的理论。这个奖应该三个人分享，包括原先加州大学的戴维·盖尔教授，他已经过世了。沙普利和盖尔做出了理论方面的结果，而埃尔文·罗斯这几年在很多实际应用方面落实了，这是一个实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