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采取盗抢手段拐卖儿童的现案实现了零发案。现在拐卖朝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方向发展了。” “江阴案中，一个主要嫌疑人才22岁，但很老练，知道怎么去应对打击，怎么逃避处罚。我们想象中的人贩子像余华英，不应该是年轻小伙子。” “某些医院卖出生医学证明，都按照正规的全套手续办理，连发票都有。大医院一年生好几万个小孩，监管部门不可能每生一个孩子都去核实。”

代孕中介会使用客户信息为孕妈办理住院和生产手续，由此，刚出生的孩子会被医院认定为客户的孩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双方也会被赋予法律意义上的亲子关系。而在这一过程中，真正生育了孩子的孕妈，其真实身份和信息都被隐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疗界人士指出，地下的代孕机构才应该是打击代孕产业的关键所在。医院产科作为为产妇接生的场所，面对假借他人身份信息来分娩的代孕妈妈，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伦理上都是无力的。“难道产科医生发现一名快要生产的孕妇是代孕妈妈，就拒之门外或替她引产吗？”

有泰国佛牌店主发现，海关查获的“护身符”，其特征与阴牌宾灵相似。“如果干的活儿不那么光彩，就需要一些阴性的能量，那就选择阴牌。” 宾灵在市面上非常少见，大多是动物骨头做的。“泰国不允许使用人体组织做这些东西，违背良俗道德。” 在电商平台直接搜索“阴牌”或“宾灵”，无法找到相应商品。售卖者通常在社交平台分享相关知识引流，并公布其个人联系方式。 含有人体组织制品的佛牌不属于医学科研需要，更无法提供相应的逝者信息及证明，不可能经正规途径运送入关。

伪造出生医学证明的，绝不只有襄阳健桥医院和叶有芝。还有更多贩卖假出生证明的中介活跃在网络上。这一为虎作伥黑色产业链，必须严厉打击。

与其他公共部门类似的是，妇幼保健院也很容易成为“监守自盗”的敏感地点。原因在于，它们都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但其非营利性与利他性却与“经济人”的属性相斥。从事公共事业/投身公共服务的自然人，有时会很难抑制住“自利属性”，“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一旦道德自律的堤坝溃决，他们很容易利用乃至消费公众的同情心，将一项公共事业变成“体制化”的生财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