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评价傅斯年论政之作，语有根柢，例不虚发，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邵循正作为学问精湛的历史学者，其政论也体现“言有所本而眼光通达”的特色。

历史记忆的最终目的在于让我们了解，面对苦难，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它们呈现出生命的韧性和智慧，才是更重要的。 五四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对中国传统那么强烈的、全盘性的批判，与他们在婚姻和家庭中感受到的巨大痛苦难以化解密切相关。

学者冯立曾撰文总结英国汉学家鲁惟一的学术贡献，参与编撰《剑桥中国史》为其一。其二是鲁惟一作为第一代汉学家之一，教学研究七十余年一直笔耕不辍，是西方汉学界最早重视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研究的顶级学者。其三，作为中西学术交流的文化使者，他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翻译介绍至西方。 鲁惟一认为，历史学者都肩负着两种不同的使命，“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出版学术著作，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为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借鉴；二是面向大众，引领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话题产生兴趣，为普通大众的知识普及做好引领。多年来，我自己关于秦汉史的研究都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早期历史，让更多的专家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早期古代史，以便给他们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文化视角，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敦煌文献很好玩，它就是边边角角都有一些字，这些字就有些关联。有的是物理上拼在一起，有的是内容上拼在一起，内容上拼其实更见功力，更见满世界寻找的结果。”

对当下的关照，自始至终贯穿于葛兆光的历史思索。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葛兆光坦言，近些年来，他对现实的关切更为迫切。他形容自己“曾在背后的大门里头，看到过长长的历史和我们走过的路”，这条路由过去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历史教训凝聚而成；“也明白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门口，当然应该向大门外面继续走下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种种尴尬充斥着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这其中既有天才的思想火花，也有挫败的实验和短命的投资。 “技术不断地在改变语言。语言和技术在今天这个时代相互形塑，其深度可与洞穴时代的绘画与泥板之间的关系相比拟。”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6日《南方周末》）

历史学者半藤一利曾提出“40年史观”这一概念，若按照这种“一兴一废”循环往复的历史进程来看，如今的日本刚好仍处于1985年以后“由废转兴”的阶段。始于1985年的这“40年”，也许原本可以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这针强心剂的带动下迎来转机，最后于2025年大阪世博会时完成历史闭环。只是，就连两个月后奥运会能否顺利举办，到今天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当时的支持者主张对茶馆不要批评太多，随着社会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娱乐的设施越来越多了，茶馆自然而然就会消亡。大家绝对没有想到，到了21世纪，社会生活水平已经极大提高，在成都，茶馆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越来越多。”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20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