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落实不充分，过去一直存在，现在和未来也依然要在多边进程中去推动解决；新挑战则是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损害公平自由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破坏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措施，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落实气候行动制造了障碍。 每个国家处在不同的起点上，仅拿具体的数字来作国别比较是不科学的，这不是“小学生做数学题”，要充分考虑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民生等方面的复杂因素和影响。 在中国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后，各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普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中国提出有力度的NDC目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了强有力的信心和动力。

国有保险资金当年度业绩权重被降至30%，而长周期业绩权重提升至70%。此前，国有保险资本保值增值率单纯以“当年度指标”考核。 在短期指标考核的高压之下，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极易影响“短期报表”。不少险企因权益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不得不收缩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且多以防御性资产为主，影响了整体投资收益水平。 发达国家保险资金考核机制普遍采用5-20年长周期考核，同时重视负债约束的前提，并通过高管层业绩长期激励考核与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绑定，进而平衡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与收益性。

社会形成的新语言、新模式，像已经贬值的货币，没有什么价值，说了也白说，只是徒增腻烦罢了。老子讲的“行不言之教”，境界已经很高了，很了不起，而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行“同醉”之教了。

这次大会最受关注的决定之一，是将农药毒死蜱列入了全球淘汰清单。 欧盟代表团提到，很多发达国家出口到非洲、东南亚的“二手衣物”，不少是穿不了的垃圾，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与其说是援助，不如说是“变相倾倒”。

这是塔利班重新执掌阿富汗政权近四年以来，首次应邀出访西方发达国家集团（G7）成员并受到官方接待，引人注目，也堪称塔利班主导的阿临时政府与日本各有考量、各取所需的破冰探路之旅和“一轨半外交”。

“大众刻板印象中，或许以为被精神病主要是公权力送医或者谋财出轨家庭送医，但通过上百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非自愿住院的争议案件主要是家属送医。” 有学者注意到，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后，相关争议案件大幅减少，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回升趋势，与既往涉及治安稳定等因素不同，近年主要围绕当事人是否具有危险性。 相较于法学界人士对人身自由权利的关注，医学界更为关注患者的健康权。“我们认为，患者的健康权也非常重要。” 一名学者建议，可效仿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设置专门的医学法庭或者类法庭的司法机构，纳入医学专业人士，以规范非自愿入院，最大限度保障就诊者合法权益。

如果当初中国坐等发达国家的气候资金，就没有今天的“新三样”的优势了。中国NDC目标宜更加积极，以引导市场预期。 近两年中东国家“异军突起”，过去它们扮演着比较保守的角色，如今它们越来越会利用资本优势进行可再生能源投资，积极推动能源转型。 能源的经济性、安全性和环保性三者之间存在冲突，难以同时兼顾。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三角”定理可能将被破解。

坚持和继续改革开放，重在行动。对外开放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对外开放政策则应稳定透明、保持中性。 中国经济结构中消费占比相较发达国家较低，甚至不及印度。但是鼓励消费之举当放宽眼界，不应囿于消费范畴来讨论。 各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各异，发展阶段和资源优势也不同，国内企业切忌把自己在国内熟悉的做法不加分析地运用到其他国家。

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不少与会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承诺的气候融资数额极其不满。但这并不是各国代表和企业第一个失望而归的会议。接下来，作为企业可以做些什么？

“西方认为现代化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化。其他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同西方国家一样，与他们走一样的路。这是一种极其狭隘又专制的发展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占据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实现现代化，它们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传统、文化、治理形式和价值观。而西方国家不能接受。” 高水平、高度发达领域的研发非常昂贵。当一个国家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时，它们的增长率就会减慢。这甚至可以说是一项“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