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正在从一种“外部标签”，变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对话的“治理切入点”。机构投资者正在成为规则的承接者与放大器。

打造好的营商环境，关键在于依法行政，而且是基于长期主义的久久为功。政府在其中的角色还是应当依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多做公共服务，少搞发号施令，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地对待各个市场主体，谨守权力运行的边界，为民营企业提供稳定的预期、公平的秩序，让企业家敢于投资、安心经营，营造可长可久的优质营商环境，为经济注入持续活力。

刺激就像一杯咖啡，提神一时却不改善体质。若深层结构因素不改善，效果很难持续，家庭只会把富余出来的现金流用于“加厚安全垫”，而非转化为持续消费意愿。 消费思维要从“刺激”转向“释放”。要让消费从脉冲式热潮转为可持续，需打开三道闸门：增收预期（压实龙头企业社会责任）、闲暇预期（做好劳动者保护）和社会流动预期（投资于人）。 供给侧要从成本内卷转向价值竞争，金融端要回到“跨期平滑”本质，并以场景为锚点嵌入消费决策，成为“新供给”的一部分。

共同投资最多 7,000 万美元，加速生产能力

在全球流动性较为充裕的背景下，美元资产安全性下降，投资者或将持续追逐可替代的安全资产。黄金、加密货币等资产价格今年以来屡创新高。我们认为，2026年这个过程还可能持续。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作为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香港可以承担很多试点工作。 近期调整了对中国经济今后5年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科技特别是工业机器人和AI技术的大规模运用，未来5年，每年将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近0.3个百分点（平均值）。 AI技术革命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和受益程度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化。因此，今后大概率会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激发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1970年成立时，EPA首任局长表示“环保局的职责是保护环境，而非促进商业”。2025年，新任局长泽尔丁则将EPA的使命重新定义为“降低民众购车、取暖及企业经营成本”。 据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张俊杰观察，美国既非全然无视全球责任的“小人”，也非无私推动环保的“君子”，而是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调整立场的“现实主义玩家”。 美中清洁技术中心执行主任安锋发现，EPA拟放松的环保标准多为长期目标，而不是让当前的环保标准倒退。“特朗普并非完全否认绿色清洁产业的价值和未来。”

提振消费的利器还是需要找回内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让企业敢于投资，民众敢于购房买车、结婚生育，播种长期主义心态，增强信心与预期，为经济增长注入涓涓不壅的源头活水。

年轻人群可持续消费有四大痛点：选择难、性价比低、信任难、不便捷。此外，产品的可持续属性并不容易识别，即使标注了信息，又如何让消费者相信这不是“漂绿”？ Bruce Usher选择投资项目时，绿色是先决条件，但产品好不好、是否具有商业潜力也是关键。“我为什么要使用太阳能发电？因为它更便宜。”

如何在“非绿”的企业中，有效识别出具有意愿、技术和能力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难题。 未来，拓展绿色产业认定范围，标准制定和产品创新是一个开端。建立配套的统计标准、监管及激励机制，形成一个“工作闭环”，则是保证相关绿色金融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 以标准化方式提高金融市场可持续信息的透明度，解决金融市场产品的可持续信息披露不一致性，避免绿色投资产品发行时的“漂绿”行为。

我国寿险产品预定利率高于10年期国债利率的现象普遍存在，寿险投资不得不调高风险偏好。在利率下行期，利差损风险尤为突出。 “保险”二字意味着保险业的主业应该是提供保障产品和服务。在承保端大幅亏损而单纯依靠投资获利，对寿险公司来说是本末倒置。 寿险公司应建立良好的资产负债匹配机制，优化产品结构，合理定价，将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率作为产品定价的约束，避免负债端和资产端脱节，从根本上管控利差损风险。这是寿险公司破除利差损的核心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