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发病时间、症状，与日军细菌战的时间线、炭疽杆菌的致病特征完全吻合，李晓方发现，一切史料都对上了。 “我问他断腿去哪儿了，他说早扔茅厕了。”起初老人以为这只是一种怪病，当李晓方告诉老人真相时，他不敢相信，神情十分痛苦和愤怒。这种病，让他永远抬不起头。 从电视中看到王选事迹的李晓方下定决心，“无论多难，也要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录下来。”同一年，时任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以采访王选为契机，开启了23年研究细菌战的“第二职业”。三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意外开始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李庄因庇护了同济大学以及中国营造学社、史语所等文教机构而成为小有名气的旅游景区。行走在大师与普通人都行走过的街巷，沐浴着大师与普通人都沐浴过的江风，那些消逝的人——不论大师还是普通人，不论成就显赫还是寂寂无名，他们，都浓缩为李庄厚重的历史记忆。 对同济这所八年间六次迁徙的大学来说，它之所以在山河破碎之际屹立不倒并逆风飞扬，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心里都深藏一句话，那就是童第周在谢绝李约瑟的邀请时脱口而出的—— 我是中国人。

改革贯穿了西汉两百余年，西汉普通民众的生存境况也因之犹如过山车般起起伏伏。 至于历史这门学科，它本就诞生于现实关怀，太史公撰写《史记》便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胸有块垒，要打通历史与现实，并让历史书写与未来发生连接，所以历史写作本也不应该存在“学界写作”与“非学界写作”的壁垒。

历史记忆的最终目的在于让我们了解，面对苦难，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它们呈现出生命的韧性和智慧，才是更重要的。 五四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对中国传统那么强烈的、全盘性的批判，与他们在婚姻和家庭中感受到的巨大痛苦难以化解密切相关。

《史记·商君列传》写商鞅，是否定为主，基本定位是“其天资刻薄人也”，这也是汉代的主流认识。 不过司马迁最大的优点，是叙事大于立场，所以被否定的商鞅，也被写得很有神采。《史记》既把商鞅变法后血淋淋阴惨惨的景象写出来了，也把强国崛起所向无敌的霸气写出来了。所以立场完全相反的人，都可以从这篇里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因此也很方便现代人作反向解读和二次创作，把商鞅理解或塑造为正面形象。

看历史记载，当时曹操和刘备的对话没有这么复杂，不过另有一番玄机。 刘备到了曹操那里，曹操对刘备非常好，有一天，曹操突然似有意似无意对刘备说了一句：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三国志·先主传》） 没有列一大堆名字，谁不是英雄，曹操直接点名了：就是袁绍。于是刘备就吓得餐具掉地上了。所以刘备害怕的，不见得是曹操说自己是英雄，而是曹操竟然说袁绍不是英雄。

从《史记》《汉书》说到《西游记》，扯得有点远。自古以来都把卜筮视为贱业，但是这个行当也有它的门道和行业规矩，也曾卧虎藏龙，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