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在财务造假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追缴的违法所得、判处的罚金，应优先用于退赔投资者损失。

作为执法者的法官，如果明知违法，还要作出处罚，大概是感觉自己的官威被冒犯了，又欺负农民不懂法，把自己手里法律赋予的权力，变成施展淫威的工具。

对于何谓“重大改革”，特别是对何谓“于法有据”，在理论层面存在着误读，影响了司法机关开展实践探索的积极性。​ 随着一些实践探索规模的逐渐扩大，改革就可能升级，即从“一般改革”走向“重大改革”。其标志除了试验规模，还有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大小，以及是否涉及权力的重新配置。

司法机关应严厉打击伪造学位证书，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追究刑事责任。立法机关也有必要修改刑法，将伪造毕业证书也定为犯罪。如此可让伪造学历学位者受到严惩，而不只是撤销学历学位、收回应聘职位而已，可以进一步威慑心怀侥幸之人，捍卫社会诚信体系，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与学术声誉。

邯郸埋尸案判决标志着中国司法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向“惩戒矫治并重”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立法、司法机关有必要一方面完善刑责年龄，威慑潜在的未成年人罪犯；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判了之或一放了之，要把专门矫治教育做好，教育与挽救未成年人罪犯。

借婚姻诈骗高额彩礼的案件高发，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该提高警惕，对彩礼相关案件，不能仅视为婚姻家庭纠纷，要深挖其中借结婚诈骗的可能性。只有在民事方面要求诈骗者退回全部“彩礼”，并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才能遏制婚姻诈骗之风，维护正常的婚姻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小伙缴纳3万元服务费后，便可到红线团办公室与女孩见面。如果全流程服务，从见面到结婚，红线团收取30万元左右。 “只有一单报案时，比较难区分是婚姻家庭纠纷还是诈骗，女方是感情不和回娘家还是诈骗完成要逃跑。” 这起特大跨省组织婚姻诈骗案，74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男方被骗取的财物，应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各国运动员获得TUE(治疗用药豁免)批准的公平性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欧美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获批通过的几率远高于亚洲运动员。 美国出台的《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案》虽然赋予了美国司法机关在海外竞赛中对涉嫌兴奋剂欺诈的他国人员进行刑事追究的权力，却将本国的联赛、公民、单位排除在该法的管辖范围外，这种“网开一面”的做法无疑是一种区别对待，背离了平等适用刑法的原则。 如果我们放开了对所有兴奋剂的管制，体育竞赛会从人的竞赛，变成药物或者科技的竞赛。

截至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新设的35个罪名中，六成为轻罪，对应的刑罚多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2024年，“轻罪治理”首次被写进最高检工作报告。 2013 年可以称为轻罪时代的元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近十年的数据显示，2013年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被告人数占比首次超过八成，此后除2017年，这一数据始终维持在85%左右。 2022年起，多地司法机关成立了轻微刑案速裁中心，2024年后，市、县级轻罪治理中心加速成立。

律师冯敏经常告诉吴谢宇：很多人在关注他，希望他活下去。“要说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应当是给了他一种（活下去的）信心。” 在二审阶段，徐昕和郑晓静把辩护重点放在申请精神病鉴定上。徐昕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吴谢宇保命仍有“一线生机”，而这“一线生机”就是精神病鉴定。但后来，这一申请未能得到司法机关同意。 确认最高法法官找过吴谢宇舅舅和姨妈之后，吴国阜更加确信获取亲属谅解的重要性。当时，辩护团队内部对谅解并不是特别看重。 最后一封信是写给老K夫妇的。在信的最后，吴谢宇请老K代其向所有帮助过他的律师转达春节问候：“我会全力配合您们，全力以赴自救！请您们对我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