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斗焕、卢泰愚被审判，到李明博、朴槿惠被送进监狱，再到尹锡悦被弹劾——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转折，最后都是在法庭上发生的。这意味着司法系统很早就被嵌入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核心运作之中。 在政治对立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公众通常更倾向于接受法院判决结果本身。但在高度极化的语境中，司法裁决更容易被置于政治框架之下，并伴随一定程度的阴谋论叙事。

一个聋哑人受到侵损，他能够依靠的，不是严肃运转的司法系统，而要反向求诸一个作恶者的心灵自省。

吕杰是黑龙江一地方检察院行政岗的退休人员，通过实习律师考核后，他在2022年12月申领律师执业许可证时却被告知，需要额外提交原单位出具的同意律师执业的“证明”，才能拿到律师执业许可。 2021年，中央决定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把“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违规从事律师职业、充当司法掮客”作为政法系统“六大顽瘴痼疾”之一，开展重点整治。

同一起案件，检察院两次对有罪判决提起抗诉并不多见。 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感觉到，近年来，司法系统思路有较为明显的改变，对涉及防卫的案件，在审查批捕与起诉环节提出更高的事实与证据要求。 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涉正当防卫案不批捕187件，不起诉210件，而在201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8和54。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22日《南方周末》）

凯瑟琳·弗比格洗清冤屈的希望只维系了1分钟便被驳回。对于这种类型的案例，目前司法系统没有一种恰当的机制来权衡医学和科学证据的重要性和可靠性。

聂树斌案的平反用了22年，呼格案用了18年，佘祥林案时间短一点，11年，那是因为有“亡者归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同一代人的时间里解决呢？ 张玉环案得到纠正，这26年中，司法系统内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在推动？他们是谁？面临哪些压力？怎么纠正的？ 司法权与司法机关内部行政权的矛盾，其实是司法改革的主要矛盾，也是冤假错案“隔代纠正”现象不能根除的真正障碍。

为了保障儿童的安全与权益，打击绑架拐卖儿童的恶性犯罪，用“团圆”系统群策群力与司法系统发力严惩，哪一个都重要，哪一个都不能少。

如果欧洲消费者真的愿意为“保护原创”的道义责任埋单，那么欧盟也不必费力地使用司法系统去打击山寨商品的走私、行销了。甚至一开始就不会有山寨制造的繁荣，因为欧盟顾客曾是这个山寨市场的重要买家。没有人否认德国制造的优异，但是这个昂贵的福利体系和复杂管制之下的国家已经不可能为低端市场提供廉价的商品。他们的挫败感本质上来自供给和低端市场不匹配，绝大多数情况下和知识产权无关。这是市场的真相，愤世嫉俗也无济于事。

与其他老虎不同的是，郭伯雄落马并非中纪委公布，此案的检察机构隶属于军方。由于军队的特殊性，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军队都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这套系统究竟如何运作？国外相对应的机构与此又有何不同呢？

我国有30万监狱警察，他们监管着全国680所监所里170多万名在押犯人。监狱系统全面掌握着减刑假释的提请权，而监狱作为封闭的司法系统，哪些人该减刑，如何减刑，外界根本无从监督。从犯人进入监狱开始，调监、劳动工种安排、探亲会见、疾病伤残鉴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每一个环节监狱长都能将其变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