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厂看到的很多人学历很高，从名校毕业，当他携带着一身经验进入大厂的时候，发现幻灭了，经验全部失效。我们拥有的经验、理想中想成为的人，跟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脱节了。” “大厂里没有坏人，但这个体系会把大家变成面目模糊、相似的人。”

科技商学为企业注入的，是融汇技术深度与商业广度的系统性能力——既能深刻理解技术内核，又能进行全局性的商业判断，从而在复杂环境中驱动组织实现可持续增长。

她的母亲担心自己终有一天也会迎来终点，而在那天到来时，她不希望女儿不在跟前，因此，强烈要求女儿回家考公。 饭桌上，领导还会把G的名校生身份，当做一种谈资，“看啊，这是某某名校毕业的，现在成我们同事了。” 我用看似冷峻的提问，否定了一个小镇女孩将近19年的教育努力。并且，我还给女孩的人生下了一个判断：回到小镇，是一种失败。

“分化在高中学段后期出现是正常的，但是云班放大了分化。” “云班很容易将优秀的师资闲置，这其实是将县中的内部掏空了。”

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的首年招生计划确实在不断调整，从之前网传的1000人，到后来的100人，最终确定为50人。这种调整实质是其办学定位不断调整的结果，符合把学校办为“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的定位。 越来越多的高分生，已经不再追逐名校，而是结合自身的兴趣、能力与未来职业发展，选择适合自己的高校。这要求大学要坚持自己的办学定位，走出一条特色办学之路。对于新建大学来说，尤其如此。

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新大学发展如日中天，给传统985高校及985高校云集的北、上、广、武汉、西安等城市带来巨大压力，也敲响了警钟。

作为中国经济第四大省的浙江却是“高教洼地”。省内流传着一种说法——浙江只有两类大学：一类是浙江大学，一类是其他大学。 “教育是一件长期主义的事，试图要揠苗助长或是抱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兑现心态，教育一定会走弯路。”罗卫东说。他打了个比方，高等教育是一大片森林，不能全是一棵树的样子，“丰富的多样性才能保证教育的健康演化”。

“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无止境的，而且满足感也总是短暂的，结果就是孩子永远做得不够好。一旦这种想法被孩子内化，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认可还是其他，所有成就的取得就都是为了得到肯定。这样的孩子常会徘徊于两个极端——左边是自负，看不起他人；右边是自卑，看不起自己……你可能到了60岁还执着于追逐那些外在的奖赏，从未活出真我” “不在乎乐观或悲观，而是尽可能诚实、准确地看待这个世界”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自2024年香港大学多名硕士研究生以假学历申请入学被查出后，“保录取”业务浮出水面：伪造成绩单、炮制海外学历，甚至还能帮忙通过各种国际资格考试。这一切并没有因港大的事件而偃旗息鼓，承诺“保录取”的中介机构开始将业务中心转向海外名校，因材料造假而被退学的海外留学生也越来越多。痛失学历和金钱的留学生们尝试维权，却发现自己也难辞其咎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一方面，日本“养成系”的造星理念辐射了韩国娱乐圈，另一方面，韩国不少中产家庭将娱乐圈视为名校之外的另一条出路，甚至出现“要么进名校，要么送进经纪公司”的二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