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尼泊尔爆发的抗议活动和骚乱，是尼泊尔近年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1997年-2012年间出生、成长于信息时代的“Z世代”年轻人，是这一轮抗议的主力。他们与君主制被推翻后的尼泊尔共同成长，见证了它的积极变化和发展，也承受了17年里13次政府换届的混乱。 作为一名尼泊尔公民和记者，萨贾娜试图向我们解释这场骚乱背后的深层困境：骚乱是尼泊尔推翻君主制、建立联邦共和国后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它看似偶然，实则无法避免。但骚乱不是问题的答案，甚至可能进一步影响问题的解决。 在萨贾娜看来，悲剧已然发生，在怒火烧出一地灰烬后，生活该如何继续？国家该走哪条路？这些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又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时移势易，阿努廷上台与他信家族的落寞，构成泰国政坛新旧交替的沉浮格局。 自豪泰党之所以能在泰国政坛脱颖而出，凭借的正是其典型“权力掮客”式的战略定位——“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近年来该党虽然更加强调支持君主制，却始终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承诺，擅长在组建或调整联盟时采取实用主义政策，以此稳固自身地位。

刘娥是北宋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的第二个皇后，她被册封为皇后的过程，艰难备至。 刘娥立后的过程显示，无论后世学者如何宣称宋朝“君臣共治”，事实是，只要君主执意要做一件事，宰臣们是拦不住的。

他还在《长安的荔枝》后记中透露，写这篇小说的缘起，是在为写作《显微镜下的大明》收集素材时，注意到一份徽州文书里一个名叫周德文的基层小吏，他因负责物资调度劳累过度，病死他乡。 韩非曾将君王比作龙，将臣下向君主进言比作触碰“逆鳞”。故事里，上下臣工无一人敢向皇帝指出将岭南鲜荔枝运到长安的荒谬之处，是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要君主做他不愿做的事，停止他不愿停的事，是触犯天威的危险行为。

这场以“恢复君主制度”为名的游行，并非孤立事件，自2008年君主制被废除以来的17年间，类似活动已反复上演，看似荒诞的“复辟”闹剧背后，是尼泊尔民主转型过程中深刻的内部矛盾和长期存在的印度影响。 尼泊尔的“复辟”表面上来看是一次制度上的倒退，实际上则是民众对现实政治的深度失望所引发的反叛，是对主流政党和政客们的彻底幻灭。 “复辟”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形式，可能不会就此终结，反而将长期存在于尼泊尔政治光谱的边缘。

事实上，大凡这种由君主主持的“面对面教义争论”，其用意无非是争取君主对己方的世俗支持，动机既不纯，技术含量也有限——恐怕跟今天的辩论赛相去不远。

把这些碎片串联到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解释：贵霜帝国使用凯撒作为君主头衔，被中亚各国继承（比如罽宾）；中亚的突厥化，让接触到他们的藏地先民，形成了“突厥王尊号凯撒/格萨尔”的印象；格萨尔作为王的称号，在说唱艺人的传颂中融入了藏地英雄的故事，最后有了格萨尔王的称呼。

战国时期一些君主搞出禁苑，杀麋鹿如同杀人之罪，这就是贵畜而贱人，一直遭到原始儒学的批评。理解孔子捕鱼、狩猎的态度，就需要回到古老的封建习惯时代，而不是像后人多引用佛老去理解。

乾隆最喜欢汉文诗词歌赋，经常在古画上盖汉文印章，甚至乱涂自己写的“汉诗”。然而他对汉文化到了痴迷的地步，同时却不允许旗人汉化，也难怪底下的旗人不愿意陪他一起疯。最好玩的是，乾隆自己的满文玉玺上，也发现了拼写语法错误，其满文水平究竟如何也不好说。

随着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主权者从皇帝转移到全体国民，龙自然不再是皇权的象征，而是成了近代民族国家全体国民的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