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晚年生活，公开史料较少，近年学者书信日记中偶有披露，日积月累，将来或能构建出陈寅恪晚年生活的真实状态，对于释证晚年陈诗，也极有帮助。

白璧德很理解吴宓提前结束学业回国、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事业的决定，并通过吴宓、梅光迪、郭斌龢等中国弟子持续关注中国文化、教育、政治等各方面时局。

虽然吴宓后来曾对林文铮、袁昌修习藏密以及为人处世表达过失望不满，但共同的佛教兴趣仍然是他们维系友情的重要纽带。

吴宓最希望获得社会知晓和认可的，并不是他超出时人的西学知识储备，而是他对西学研究的目的和方式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吴宓关心的，是如何将西学与中学融会贯通，在中学似乎已经完全失去生命力的二十世纪为中国造就一个新文化。

据此可判断，陈寅恪问候钱锺书并非突然，他们之间早有书信往来，可惜下落不明，如通信尚存世间，将来披露，或可印证两名伟大学者特殊时期的友谊。

周轶群精心绘制了这幅逼真、细腻、复杂的“精神画像”，带我们探访了吴宓的心路历程乃至天路历程。这位白璧德和穆尔的追随者，在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提出时人认为迂腐可笑的第三条道路。学衡派在当时可算一败涂地，但如今看来，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历史也往往受由失败者和失意者（统称losers）影响和塑造。这些losers可能是喝鸩酒的雅典人，可能是背木头的加利利人，也可能是那个深夜焚香的泾阳人。

一个未到30岁的年轻人，既然创造了个人编纂大型清史的纪录，而且下卷讲稿早已写就，何以久久不能克竟全功？王家范先生推测，“陈恭禄与先生辩论一事，或对下卷的定稿，在心理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还一直被人念叨着。他的传记《陈寅恪与傅斯年》成了这两年的热销书之一。

胡苹秋早年从军，在东北军何柱国部任少将参谋，又喜好京剧，常以女儿身出现在舞台上，有的书上说他“积久移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变“娘”了，所作词中亦多脂粉气，“婉情绮怀，每令人迷惑倾情”。他与吴宓唱和，致使吴“颠倒于胡”，及知胡为男子后，又结为至交。

美国政治学家罗纳特·英格尔哈特预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将经历代际价值观转变的过程，较年轻的群体将比他们的长辈更明显倾向于性别平等、宽容外来群体，以及更重视言论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