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占坑式辩护”，理论及实务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提出，一种可能的做法是，至少让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一次当事人，以确认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刑诉法过去3次修改都扩充了辩护权的具体内容，但每次新增权利的实现都面临着形式上的障碍，主要矛盾是权利行使的受阻和不畅。

案卷材料显示，三方被害人当中，只有吴谢宇父亲的朋友们出具了谅解书。吴谢宇舅舅在笔录中表示，“肯定是没法原谅的，希望法律公正判决”。 据王晓东介绍，他们当时估计，吴家马尾那套房子卖掉的话，就足以偿还吴谢宇那144万元诈骗款。但是，在就财产怎么分的问题上，吴谢宇的姨妈和大姑父起了争执。 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丧失继承权。这意味着，吴谢宇其实无权继承母亲的遗产。

律师冯敏经常告诉吴谢宇：很多人在关注他，希望他活下去。“要说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应当是给了他一种（活下去的）信心。” 在二审阶段，徐昕和郑晓静把辩护重点放在申请精神病鉴定上。徐昕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吴谢宇保命仍有“一线生机”，而这“一线生机”就是精神病鉴定。但后来，这一申请未能得到司法机关同意。 确认最高法法官找过吴谢宇舅舅和姨妈之后，吴国阜更加确信获取亲属谅解的重要性。当时，辩护团队内部对谅解并不是特别看重。 最后一封信是写给老K夫妇的。在信的最后，吴谢宇请老K代其向所有帮助过他的律师转达春节问候：“我会全力配合您们，全力以赴自救！请您们对我有信心！”

对律师们来说，为死刑复核案件辩护，其吸引力在于，收到不予核准的裁定，意味着从死神手里救下了一条命。 在最高法审委会原委员高贵君看来，死刑复核程序中，至少已经有了控辩双方加入，随着律师参与逐渐增加，“其本身就意味着在往诉讼化方向推进”。 以前，在最终的死刑复核裁判文书上甚至连律师的姓名都不会出现。法律援助法生效后，情况有了变化，不仅写有律师的姓名和供职律所，有些文书还对辩护意见作几句话概述。

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最早的童年记忆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基调。一直自卑的吴谢宇努力地过度补偿，但是内心却异常空洞。自卑感是在心理成长过程中没能建立自我的结果。因为急于优越于他人，没能踏踏实实地去成长。可以说，吴谢宇是没有自我的。 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期都难免会感到不同程度的自卑，但你可以选择通过自爱，最终成长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