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对金融有很多的批判性。今天看来，我们对金融的理解是片面的。它更大的作用在于跟科技结合、跟创新结合，支撑科技强大和国家强盛。 金融体系、金融发展模式，没有所谓的“最优”，只有“最适配”。它要和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基本国情、民族特点相匹配，脱离这些条件去谈“最优”，是没有意义的。但“适配”不是一成不变。 金融学突破了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其他模式为补充”的等级化叙事，开始形成一种平等对话的可能。 中国经验的价值在于提醒全球：金融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金融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位。

不承认以色列主权、持续声援巴勒斯坦，是马来西亚多届领导人的政治立场。 数十年的政策延续，让马以对抗形成了长期惯性，每逢热点事件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关系震荡。 在东南亚伊斯兰国家中，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也未与以色列建交。但马来西亚的立场最为彻底，不仅护照上明文排除以色列，还抵制相关商业合作，并公开谴责以方情报渗透。

“我厌倦了生活中的一切，所以纵火了。”面对警方的讯问，28岁的见习僧侣森永吉，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日本社会极其强调上下关系。“两个人之间可能还不明显，但只要有三个人，就一定要分出一个上中下，这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基础规则。” 从因果关系上看，不能简单说“都是寺院的错”，更不能把个人的犯罪行为合理化为“制度逼出来的”。纵火在任何现代法治国家都是明确的刑事犯罪。

靳荣波指出，一位以“交易型总统”著称的领导人，此刻要的恰恰不是可以写进合同的东西。军费开支是可核查、可量化的契约义务；“忠诚”是一种身份性、关系性的要求，它没有客观标准，唯一的裁判是要求者本人。 在安德鲁·哈迪斯蒂等美国居民看来，特朗普不仅让美国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也让世界更加脆弱。“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把美国国家塑造成了反派。”

2001年那个全民狂欢的夜晚之后，中国人和足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沉默与重新寻找。如今，当国家队不再是承载民族情感的唯一容器，足球终于落在了普通人脚下。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届时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照料外包很可能是社会的必然趋势，越来越多家庭都会与照料劳动者打交道。了解这个群体，有助于在照料外包中建立更平等、更尊重的合作关系。

“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的交往，国家关系亦是如此，核心在于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建立的信任与尊重。但这一切都始于顶层互动。” “我相信中美关系会持续改善，且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两国关系的最低点，大概就在此前关税达到峰值的时候，我认为那种情况不会重演。”

意大利前总理保罗·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表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经济构成了重大威胁，这不仅关系到依赖能源的国家，即亚洲和部分欧洲国家，也关系到美国。这种封锁将导致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通胀之后，央行会提高利率，这就形成了经典的衰退机制。

“情报作战集团”约有3200人，由涉及情报信息的4支部队整合而成，目的是统一原先分散的指挥系统，提升认知战领域的作战能力，并强化与美国海军等方面情报部队的合作。 “早在安倍晋三内阁时期，日本便设置了国家安全保障局（NSS）。若‘国家情报局’成立，将设专门局长直接向首相汇报。情报局与安全保障局相辅相成，使得首相官邸真正成为国家安全事务的‘司令塔’。” “中日关系恰如‘爬坡过坎’，前路本就不平坦。但高市早苗内阁执意要‘不系安全带飙车’，在处于‘险滩急弯’的当下，很难看到前景会好起来。”

当代世界最显著的标志和特征，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越来越多的国家不仅有意愿，也具备了能力，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