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很多欧洲移民在阿根廷城市地区开办工业企业，把欧洲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运用到生产、经营之中。比如1913年，阿根廷全国48779家工厂中，由移民开办的超过了65%。对此，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914年评价道：本地阿根廷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英国人，正融合成为一个阿根廷民族，他们不仅对该国（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而且有助于该国形成一种有活力的和强有力的国民性。

跟《菊与刀》和《民主在美国》这些最好的文化类型和国民性格分析一样，《从李小龙对功夫有所不知说起》是写给一个国家的情书。作者对中国的“亲密知识”和对细节的深情描写，处处可见。

“把乔伊斯视为爱尔兰的鲁迅，我是很赞同的，因为他们都探索国民性，要为自己的民族去锻造良心。” “他不仅仅是在内容上要让我们对人性更加包容，对文学更加包容。同时在形式上，在语言上，他都要让人能够看到星星，看到更多的世界。”

究竟是统计“数字造假”，还是“统计误差”？德国与意大利相差悬殊的新冠疫情死亡率背后，既有在疫情统计、防疫措施和医疗资源投入方面的不同，也存在着人口结构、国民性格和社会习惯不同等客观因素。

《二马》结构与文字都进步了，但立意太浅，动机只是比较国民性，“至多不过是种报告，能够有趣，可很难伟大”。老舍谦逊地总结：“我的好处——据我自己看——比坏处少。”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讨论国民性是一项高风险的思想作业。

80年前，老舍的《猫城记》里所写的猫国的现实固然是取自当年的国情，只不过是加以象征化艺术化了的。但历史是有顽固的延续性的，我国尤其厉害，特别是那些制度性弊端和国民性顽症。只要改变一下阅读的角度，就会抗拒不住地要产生关于现实世界的联想。

儒学发展本身包含着一种现代倾向，因为儒学本来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在变的。如果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包含着所谓马丁路德、洛克等学者的东西，哪怕是片断，那么我们现在在说儒学的现代意义上，实际也包含着我们怎样发扬这些曾经呈现出来的仅仅是片断的东西。

人应当活得“高尚”些，也应当活得“幸福”些。“高尚”和“幸福”是两个维度的价值。“高尚”关涉人的心灵境界、道德品操，是人生无待维度上的价值；“幸福”涉及人在物质、精神上称心如意的那种满足，它是人生有待维度上的价值。趋于“高尚”是人的一种境界，追求“幸福”则是人的当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