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土地流转加速，个体种植收益下降，许多缺乏保障的农村中老年妇女，在经济压力下成为“季节性零工”，在深夜和凌晨的高强度劳作中赚取微薄薪酬。 为零工疲于奔命的农村中老年妇女，赚钱大多不为自己。她们的生命轨迹牢牢嵌套在家庭发展周期中，既要照顾老小，又要为子女兜底，同时还面临零工收入低和社保断层的困境。这种结构性困境的出路，显然也不能光靠个人和家庭的韧性。

1—5月，上海是唯一财政自给率超过100%的省级行政区。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约占地方财政支出的四成。 财政收入是以税收收入还是非税收入为主，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转移支付是以均衡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为主，都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政府牵头平田整地，如果由财政出资，目的是给农民增收，那是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但如果想低价把农民的土地流转到国有公司，收入大头让国有公司挣了，那就是与民争利。甚至不排除有些官员打着造福民众的旗号，谋取私利。

2020-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下跌了42%。 时至今日，能够被盘活的国有资产数量已经变少，盘活难度也在上升。

三瓜公社的实践经验被编撰成《旅游，重塑乡村》一书，曾作为乡村振兴的参考读本向全国推广。 “因违规用地和非法建设，一共拆除和罚没了三瓜公社上亿资产。”在刘浩看来，未批先建、边建边批是当时政企合作的一种共识。 土地审批手续缺位，加剧了融资困难。三瓜公社向安巢管委会求助：经营性收入无法维持企业正常运转，企业处在破产边缘。 安巢管委会将三瓜公社的困境主要归咎于开发商大量举债无法清偿，产生大量诉讼案件及不安全因素。

一名硕士毕业生就可以在青岛城阳区买共有产权房，相当于房价打七折，八年后产权全归自己。 2019年青岛土地供应首次超过10万亩，当年土地收入突破千亿大关。到2022年7月末，青岛商品住宅狭义库存总量连续11个月位居全国第一。 城阳区共有产权房由企业和购房者共同出资，而后企业产权以低价或免费给予购房者。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四家区属城投公司。该政策2022年停止，原因或在于城投公司资金紧张。 2015年珠海高新区率先将共有产权房和人才引进相结合，“封闭流转”的规则被打破。此后多地效仿，连县城都推出了类似项目。 （本文首发于2023年2月9日《南方周末》）

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形成摘牌土地—缴纳土地出让金—闲置土地—政府无偿收回土地的循环，“财政收入严重虚增，土地利用极为随意，影响十分恶劣”。 2021年，17个地区省（市）本级的“三公”经费决算费用同比上升。

如果没有制度障碍，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使不同的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实现人均收入的均等化，或者生活质量的均等化。当设置了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时候，“均等化”就实现不了了，它就会转化为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我一直在讲的道理：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让有地理优势的地方继续保持优势，让地理条件不够好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因此，需要适度人口流出来提高留守人口的人均收入，无论流出人口还是留守人口都可以增加收入，共同富裕。 如果在人口流入地同步增加土地和住房的供应，对稳定全国房价也有利。 （本文首发于2022年9月15日《南方周末》）

“莫迪政府仅仅在农产品价格和流转机制上动刀，只是寄希望于农业资本化、市场化来增加农民收入，反而会加剧土地兼并等现象。” 自上世纪60年代实行的由政府干预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利益，但阻碍了印度农业市场化和规模化进程。 （本文首发于2021年12月9日《南方周末》）

公租房，主要为了解决城镇户籍的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重点则是解决大中城市里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 “十四五”期间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武汉拟筹建25万套，成都25万套，广州60万套，和广州新增商品住房规划量几乎一比一。 公租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土地也由政府划拨供应；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是政府给政策，引导市场来做。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16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