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大白天里，又见蟑螂，我心慌意乱之下，抽起桌上两张纸巾包住它，一时错手连纸带螂从十几层楼掉了下去，心有余悸地趴着栏杆向下看，纸巾随风飞舞，蟑螂在旁一起下坠，后来兵分两路，蟑螂落在六楼花园处，那两张纸巾倒像东方不败似的，仍旧在空中飘来荡去。后来一想，不对，阿螂会不会顺着水管又找上门来？

战友眼中，次罗布是当之无愧的高原尖兵。训练时，他总是唱黑脸；巡边中，排在第一位的他，机警得像匹“头狼”。 “阿相比拉”，在珞巴语中意为“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这条线路全程有两百多处危险路段，巡逻一趟需三天两夜。 戍边八年，次罗布累计参与巡逻六十余次。这两条包含两百多处危险路段、37处悬崖、20条悬梯、十多条冰河和3座高海拔雪山的巡逻路，他走了四十余次。 每一次巡逻归来，他们都会受到英雄般的礼遇。连队里留守的战友会争相接过背囊，帮忙清洗沾满泥巴的衣物和鞋子。食堂里备好了热腾腾的火锅，桌上摆满食物。这是连队不成文的规矩，巡逻战士回来，必须吃上一顿“团圆饭”。

一路走来，戴维遇到了太多阻力，他在求职时也遭遇歧视。正如他所说，即使在美国，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残障人士的潜力。 2024年，他迎娶了美丽的妻子丹妮。他们的故事还登上《纽约时报》，激励了众多网友。 总有人能找到各种理由不雇佣残疾人。他们可能会说，“抱歉，这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更聪明、更有潜力的候选人”。这样一来，歧视就被掩盖了。 “资金是个难题。”戴维提到，公立学校预算有限。通常学校都愿意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但是，如果有家长为重度残障学生要求极其昂贵的服务时，学校会感到棘手。甚至有些家长会威胁起诉学校，认为他们没能真正照顾到特殊需求的学生。

“可能每一部电影的结果确实影响我们下一次创作的环境。但我还是希望能够更集中、更聚拢一点儿，想得少一点儿，只想怎么能把这事情做好”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2025年9月，尼泊尔爆发的抗议活动和骚乱，是尼泊尔近年来最严重的社会动荡。1997年-2012年间出生、成长于信息时代的“Z世代”年轻人，是这一轮抗议的主力。他们与君主制被推翻后的尼泊尔共同成长，见证了它的积极变化和发展，也承受了17年里13次政府换届的混乱。 作为一名尼泊尔公民和记者，萨贾娜试图向我们解释这场骚乱背后的深层困境：骚乱是尼泊尔推翻君主制、建立联邦共和国后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它看似偶然，实则无法避免。但骚乱不是问题的答案，甚至可能进一步影响问题的解决。 在萨贾娜看来，悲剧已然发生，在怒火烧出一地灰烬后，生活该如何继续？国家该走哪条路？这些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又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曹阳觉得，需要改变的是原生家庭，而非自己，继而找到了不向前走的理由。发现可以向前走改变生活时，大把时间已被浪费。 吴寒霜认定，如果外人无法理解她被父亲猥亵的痛苦，她就难以与此人打交道。大多数男性被排除在社交圈之外。 冯海同不断缩回狭小的壳中，也拒绝做父亲。他不愿将伤害传递给下一代，让孩子再走一遍他的来时路。 曾经时髦的原生家庭决定论，如今正遭遇新一轮反思。心理学者们提出，不断怨恨“父母皆祸害”的人，反而困住了自己。

有一天我忽然想通了，我乐于承认自己是工人作家，反正要再说我是青春作家我也认，青春多好啊。 “你到60岁呢？”“肯定随心所欲，希望大家不要骂我。” 系统化的培训可以提高普遍能力，但也容易出现过度工具化的倾向。现在有一些评论（好评差评），都是把文学作品当生产工具在对待，这是不大好的，看着内行，其实外行。

我的一生到哪里都是外地人，不能算本地人。我生在印尼，长在马来亚，后来到澳大利亚，都是外来人。我曾经在香港工作，也是外来人，不是香港人，所以我对“外来人”的概念很强。 东南亚内部非常复杂，如果把它看得简单化，就容易带来误会，所以要有很多国别研究专家。要跟东南亚建立良好关系的话，对每个国家都要有深度的了解，要有专家跟他们来往，官员也要了解他们。 美国还在想办法控制中国，不完全接受现在的新局势，美国希望中国走错路，或者俄罗斯、中亚那些地区走错路。